在常人眼里，“以貌取人”就是将人的容貌言行等外在的标准作为对人进行评判和选取的标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以貌取人已经开始与选官制度相联系。接下来，我们去看下?
儒家的礼仪中有专门的“容礼”，儒家经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君子应该具备的“威仪”的规定;而在先秦“威仪”也被认为是“君子”这个阶层的固有属性和高贵教养。
虽然在战国选官时，已经存在着“另一种对面貌娇好的偏爱”，但他指出这种“以貌取人”与贵族和教养没有必然联系，而是来源于人们“爱美”的社会心理。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就说明君主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完全将个人好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和教养都被抛弃了。
“以貌取人”在不同时期“貌”有不同的标准，并没有明显的阶层和身份色彩
到了汉代，人们崇尚的是阳刚之美，欣赏的是“体貌丰伟”和“仪容端正”，在选官时，对身体和容貌提出了一些要求，一般是要求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对一些特定的官职有比较详细的要求，如对谒者汉代的一种礼仪性的官职就要求相貌端正，声音洪亮等。
汉人是很重视容貌的，出众的容貌拓展了仕途的例子很多，如西汉的江充就是凭借相貌出众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进而得到了重用。而扬雄虽有才气但因相貌平平，而被当时的人小瞧。
魏晋至南朝时，风气为之一变，名士欣赏的则是阴柔之美。名士只有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甚至有人认为病态美才是最美的。这一时代的容貌欣赏具有很多的阶层和身份特点。
唐代选用官吏提出了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对身高等等有了比较具体的标准和要求。但“以貌取人”在唐代选官中并不占有太大的比重。
科举制度的普及，以文取人淡化了对容貌的要求，很多相貌丑陋的人做了高官，有的甚至做了宰相。到宋代，武官一般要求身材魁梧的人担任直到明清也是如此但文职主要看才学，外貌身体条件相对宽松，残疾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有个右腿瘸、左眼盲的人当了状元。
从先秦到宋，出于人之常情，长得好看的人在选官时比丑的更受欢迎，这也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但最主要的还是看能力、才学和品行，容貌并不占重要地位。
明清选官中的“以貌取人”被强化，体现了专制制度强化下“主子心理”的加强。
到了明清，容貌在选官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在官员的考核中，容貌的评价竟占到了六分之一;科举殿试时还经常以容貌定状元，有的人甚至因为名字好而当上了状元。太祖朱元璋自己长得叫人不敢恭维，但对状元和官员的容貌却挑三拣四，十分可笑。很多有才华的人因为相貌丑陋而落选。
在明清社会，如果说以前皇帝和选官部门“以貌取人”更多的是一种“爱美”的社会习尚的话，这时，皇帝和选官部门的“主子心理”得到更明显的体现。皇帝和有司有时候会以貌取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未能免俗，屈从于以貌取人的社会习尚了;同时，这习尚升级为一种‘主子心理’：奴才的容貌得让主子悦目。这时专制者对臣民的予取予夺能力之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是以要求官员的身材和脸蛋也得让皇帝养眼开心了。”就像明朝皇帝，挑学生，挑状元，挑官员时经常以容貌作为标准。
清代选官中有一种“大挑”之法，就是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选一等的3人作知县，二等的9人作教职，这种选举6年举行一次，其标准就是“身”和“言”，大挑时的验看实际就是以貌取人的。这种以貌取人，具有一层游戏规则的意义
“社会流动趋于活跃，无数士人奔竞钻营于仕途上，竞相推销自己，这时候就成买方市场了。朝廷是买主，士人的奔竞显示了对官本位的高度认同，这局面本身就是帝国统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不能让士人闲着;但国家的官缺很紧俏，因此又得建立一种游戏规则，以淘汰一批人，保留一批人，总得想办法把大多数的人卡下来刷掉。大挑的面试方法就有这个游戏规则的意义。”
士人们面对着考试，在容貌上任由满清王朝挑来挑去，“就是这个阶层进一步丧失自主性，独立精神和文化尊严的表现，进而是皇权强化，官僚政治强化的表现。”他认为，“历史后期以貌取人的情况，包含着‘主子心理’和‘游戏规则’的双重作用。”
传统的心理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内心的警觉和批判不应仅是一时一事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政府努力贯彻人员选用时的公平公正原则，企业也以找到才学识兼备的人才为首要目标，可是在千年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之下，加之目前人才供求方面的买方市场，很多人依然有意无意地在“主子心理”“游戏原则”指导之下，选用人才。这是亟须警惕的。
当我们看到大量青年为工作而整容，当我们听到依然有很多人因为相貌被排挤在成功的大门之外，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不良传统的分析和批判绝不应该是一天两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