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三十五中 高中部：呼和浩特记忆我们的母校三十五中

一九七九年秋天，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五中学建成并投入使用。

当时，虽然我已从桥靠小学（带帽中学）毕业并考入呼市郊区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但因为那会儿城乡界限分明，学校离家太远，必须穿树林过野地，经常有一些社会不安定分子骑着自行车横空出世来抢书包、抢军帽、抢手套，甚至还抢口罩。出于安全考虑，我爸找了一下他的同学，也就是分配到三十五中初二一班当班主任的张老师，我就成了初二二班的一名学生。

按说，我在桥靠小学已经上过七年级，也就是初二，但因为城乡在教学上存在一定差别，比如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门功课叫英语；还有就是语言的原因，导致刚开学感到学习多少有些吃力。好在我是个很容易适应新环境的人，没多长时间，就凭着一口方言味儿很重的普通话，和班里学习好又比较活跃的那些同学打成一片，大年三十熬夜她们都在我家。

因为是新建校，又急着开学，所以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连厕所都是用木板和席子围搭起来的临时建筑。有一回我正蹲在上面，风风火火进来高中部一个女胖子，她两只脚一前一后踏上我旁边的蹲位，我明显感觉脚下的木板向下一沉又一沉，吓得我赶紧提上裤子跳下去，生怕她一用力压塌连我也掉进粪坑。

现在回想起来，新学校只是一座带着大小两个天井的三层教学楼孤零零立在桥靠村原来种圆菜或种糖菜的菜地当中。因为还没来得及垒围墙，上学和放学时，学生们就以教学楼为中心，按各自最近的路线图四散来去。如果下雨，踩在原来种菜的疏松土地上，更是深一脚浅一脚地不好走。

那时的学校，所有教室都在教学楼西侧，以大天井为界，南面是初中，北面是高中；东侧是教师办公区和行政区。有时我坐在一楼初二二班的教室里往窗外看，南面儿高高的土坎上，我们村儿的社员正在地里侍弄着秋白菜。如果站在校园里往北看，目光越过已经改造的没有流水的护城河，行人稀少的乌兰察布路上，冷清中透着宁静。

教学楼东面，不时会传来桥靠小工厂里打铁的声音和村民院子里鸡狗猪羊的叫声。西面还热闹些，只隔一条窄窄的小路，跳过那堵有豁口的矮墙，就是内蒙医院的家属区。我二姑家就在家属区北门口路西，我常去喝水或摘果子摘葡萄吃。所以墙上那个豁口后来被人越跳越矮，也有我的功劳。当然我们跳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墙那边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共厕所。

开学后不长时间，学校就组织我们进行热火朝天的建校劳动。好像先是捡校园里的砖头石块，接着平整楼前楼后高低不平的土地。最有成就感的，是我们一锹一锹用土和炉渣垫起一条平展展的环楼跑道。这条跑道的利用率非常高，每天早晨早锻炼的时候，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以班级为单位，由体育班长带着在跑道上按规定跑几圈，然后再回教室上早自习。

早锻炼的时候，王校长和教导处茹主任以及其他校领导，都会在楼里、楼外、楼上、楼下查看。有时看见教室里留下打扫卫生得太多，也要问问原因，决不允许学生无故不参加早锻炼。

大概我们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后一批高中两年制学生，所以连初中带高中，我一共在三十五中待了四年，建校初期的劳动也全都参加了。包括后来在教学楼前挖坑修假山，平整校园东南角那块地给园艺班当试验田，还挖过暖气沟还是什么沟。

1981年高一开学时，和我分在一个劳动小组的一个女同学，我们每天有说有笑一块儿在“试验田”拔草，可等劳动完复课后老师点名，轮到她时，答应“到”的，竟然是个从来没见过的男同学。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倆同名同姓，又在同一个学校上的初中，但考上高中的是男生，录取通知书却让女生领走了。

上学时很喜欢每学期一个礼拜的劳动锻炼。同学们在劳动中互相帮助，劳动后的一个礼拜休息假，我们会自己组织去郊游，每次都玩儿的很尽兴。

我们那届初中一共十二个班。本来开始都一样，可能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后来就把五班设为音乐班，把八班设为美术班，把十二班设为体育班。当时的家长并不像现在的家长那么容易被社会左右，孩子们的兴趣完全由着他们自己，大人基本不干涉。所以后来这几个班到底出没出过人才，似乎也没人去关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三十五中的教学意识，在当时也算超前一步的。

我们上中学时，各方面都比现在的孩子自由。那会儿没人花钱占用礼拜天出去打提前量，也鲜有人请个家教做辅导，顶多早上找个僻静点儿的地方背背课文，背背英语单词，这也都是自愿的。

1980年满都海公园建成开放，早上八点以前不收门票，有时我们会赶在到校前，上公园去背会儿课文，顺便看看风景。不像现在，上个中学就像上战场，大人孩子都忙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有的学校为了分数，连体育课、音乐课都擅自取消了。孩子们除了无休止的做题，得不到一点锻炼，体质每况愈下。难怪现在大学搞个军训就会晕倒不少人。

我们虽然也面临过高考，却不见一点儿硝烟。我们上课时学习，下课后疯玩儿，尤其是每天下午第三节活动课，爱打球的，就去体育组借颗篮球或排球，爱踢球的就借足球。我们一帮爱闲逛的，不是在校园里东跑西颠，就是骑上自行车过小桥到马路上去转悠。我们最远只能转到内大和桥靠电影院一带，再远时间就不允许了。上高中时班里有几个男生喜欢上了集邮，一到第三节活动课，他们就骑着自行车跑到邮局去买邮票。即便不去买，也是每人抱个集邮册在班里互相交流。我们女生呢，喜欢过桥，到路北那家好像是叫郊区供销社的铺子里去买糖块儿或其它零食。爱好集邮的那几个男同学，有几个没等到毕业就去参军了。

三十五中的校园活动特别丰富。在大天井搞歌咏比赛，到大马路体育场开运动会或举办全校会操比赛。有了园艺班后，还在大天井入口处北面一楼的阶梯教室里搞过菊展。小天井添了两个砖头垒成的乒乓球台子后，偶尔我会在周末，找上住在内蒙医院的同学郑丽娟去打几下。高中毕业后我和郑丽娟再没见过，先是听说她去了包头，后来，竟然还和我有了姻亲的关系。

母校四年，不光是同学，很多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件豹纹儿上衣，教英语的张杰老师总喜欢叫我豹子。我英语学得很烂，上课听不进去就在下面瞎鼓捣。张老师怕我影响其他同学，嘴角一翘，笑着对我说，你可以睡觉，考试我保证给你60分。我就不好意思不学了。虽然后来我很努力，很想把英语学好，无奈我真的不喜欢说外国话，高考时英语只得了十几分。现在想想，和其他人一样起早贪黑，成绩却不咋地，除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想让我学好英语的张杰老师。

初中时教我们几何的何老师上课时非常严厉，根本不给你思想开小差的机会，但一下课，她就完全换了个人似的，和我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可我们还没到初中毕业，何老师就去进修了。我后来总想，如果何老师一直能教到我高中毕业，我一定不会因为数学成绩不好而常常做考试的恶梦，说不定上大学还有一线希望呢。

对我影响最大，或者说决定我此生能与文字结缘的，是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赵宝峰先生。赵老师的教学形式别具一格。比如讲《荷塘月色》时，老师竟然带着台小录音机，在课堂上给我们放配乐朗读。教室里安静无比，舒缓柔美的音乐间，仿佛有荷叶在摇曳，有满月的光照在依依杨柳上，更有莲香流淌的水色江南。老师的毛笔字也写得非常好，尤其是把白纸挂在黑板上写下的那个“飛”字，令我终身难忘。

我不懂书法，但时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笔会；偶尔参观书法展，总不忘跟人说，我眼里最好的字，是我老师当年写的那个繁体“飞”。也因此，在笔会上，总喜欢请书法家们为我写一个“飛”。

高中两年，赵保峰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写日记，而且隔段时间要收上去看一看，还要打分。再有就是背课文。每天早晨抽查，谁要偷懒不背，肯定被他训一顿。记得学《鸿门宴》时，老师要求晚上回去必须背会头两段，第二天早自习要检查。结果检查时叫一个不会，叫俩一对儿不会，后来老师生气了，说背会了自己举手！结果，只有我一个人举了手，老师就又当众表扬了我。其实那天的表扬我真是受之有愧，因为恰恰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也忘了背《鸿门宴》；而举手，是因为我从来就是个背课文大王，潜意识当中以为自己肯定是背会了。不过从那以后，我写日记和背课文就更加自觉认真了。除此之外，每周一次的作文课，对我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当自己的作文被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后，我偏科偏的更加肆无忌惮、无怨无悔。

还有很多老师我也记得，比如历任班主邢秉贵、田苗旺、陈香爱，体育老师梁英杰、母丽娟，教数学的薛老师，教物理的郭老师，教地理的眼镜张老师，嗓门尖细的生物老师，慢言慢语的历史老师，后来得重病英年早逝的美术老师……

1983年高考来临之前，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块儿留在教室里，踩着课桌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上找山脉找高原找省会城市，在世界地图上找各个国家的首都和重要港口，反复背，反复记，直到深入大脑。这些知识到现在对我都很有帮助，真是学到手了多会儿都是自己的。

高考时，我们被分到位于新城南街的三中考场。

和平常去上学一样，没有家长接送。正赶上下雨，我们自己穿着雨衣或打着雨伞就去了。有天考完回家，发现忘了拿家门钥匙，只能坐在沿台上等父母下班回来。当年的录取率几乎百里挑一，而我们学校是新建校，生源不是很好，所以成绩出来，四个毕业班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被录取。

其实1981年建校伊始那批高中生就已参加过高考，我姐姐也是那批的，他们也剃了光头。姐姐他们那届高中生还有个草原班，学生大概都是从锡盟迁来的草原研究所的孩子。他们那届还有住校生。我们听着稀罕，就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大天井北面他们的地盘儿去看。根本没有专门的宿舍，几个女生就住在建成后一直没有用过的卫生间里，好像把木板搭在蹲坑之间的水磨石隔墙上就成了床。

在三十五中上中学时，赶上的流行风是不论男女，都梳可以一甩一甩的头发帘儿，穿盖住脚尖儿脚后跟儿的喇叭裤，骑卸掉后衣架的秃尾巴自行车，戴贴着标签儿的蛤蟆镜。那时的中学和现在一样，一些有早恋倾向的同学互相会争风吃醋，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记得有一起斗殴事件非常严重，一个很惹人注目的男生，居然被他的敌对方推到了学校北面的小桥下。在这方面我显得比较迟钝，合不来的几乎连话都不说，合得来的，不论男女，与谁都嘻嘻哈哈没正经。这几年我们初中二班和高中四班都搞过大规模的同学聚会，当别人说起自己的同桌时，我竟然想破脑袋也毫无结果。

我和姐姐从三十五中学相继毕业后，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又在那里上初中或职高。尤其是弟弟，当时的班主任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直到现在，他们和老师还是哥们儿弟兄。2008年，我女儿中考时因为加了体育分，从来没补过任何课的她，不得不补一补体育了。妹妹给找的辅导老师是三十五中的。我陪她去练跑步和投掷实心球，蒙蒙细雨中，看着熟悉的校园和熟悉的教学楼，非常亲切。

进入新千年后不久，社会上对三十五中的教学质量好评如潮。一时间，很多家长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孩子弄到三十五中来念初中。2013年初冬，我再次踏入母校，站在三十年校庆时建起的六层教学楼前，用心仰望曾经的旧时光；岁月走过，桃李缤纷，唯愿母校再创辉煌！

高雁萍，专栏作家。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赛罕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百万字作品见《中国诗歌》《散文诗》《草原》《散文选刊》《西部散文家》《中国文学》《人民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人日报》《羊城晚报》《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