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的长沙弹词分享，月琴声里唱真情，长沙弹词与益阳弹词

南宋淳熙七年（1180），长沙。夜未央，湘江北去，涛声拍岸。时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与诗友泛舟江上，但闻琵琶琮琤。词人感慨万端之际，咏出一阕《贺新郎》，其中有句：“黄陵祠下山无数，听湘娥，泠泠曲罢，为谁情苦……愁为倩，么弦诉。”

“么弦”，即“幺弦”，为月琴、琵琶上的第四弦。这首词，可能是关于长沙弹词说唱艺术最早源流的记录了。中国说唱曲艺始于唐代，有人认为弹词的直接源头是宋、金、元时期的说唱艺术形式“诸宫调”。

湖南地区的弹词约成熟于清初同治年间，在清、民时期风行一时，主要流行于湘江、资水流域的长沙、益阳、湘潭、株洲、浏阳等地。旧时称“道情渔鼓”，简称“道情”——用渔鼓、筒板伴奏演唱的一种曲艺形式。“长沙弹词”，在1950年代以后才有此称谓。

清朝戏剧家杨恩寿的《坦园文录》里，记载长沙道情艺人张跛于同治二年（1863）演唱《刘伶醉酒》时的情形，“以鼓板唱道情”，“惟肖惟妙”。早期的道情，可以是一人弹月琴，一人以渔鼓简板和小钹击节的二人对唱，也可以是自由的单档，一人怀抱月琴自弹自唱，独成一台戏。当时的艺人们，平时多在城镇街头“打街”卖唱游，秋收之后串村说唱。直到1920年代中期，周寿云、舒三和等人才在长沙坡子街开启渔鼓艺人进入茶肆“坐棚”说书的先河。

1904年，清廷曾一纸禁令禁止艺人们唱游。原来，这与一部“反动”文学作品——同盟会会员陈天华著的《猛回头》有关。这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作品，却是一部典型的散韵夹杂的弹词唱本。“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警醒世人之语，句句铿锵，掷地有声。通俗生动的唱词，一时传遍四方，国难当头的民众甚为震憾，据说湘赣之间，三户之市，“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稍识字者都会念几句，故而让岌岌可危的清廷更加绷紧了神经。

长沙弹词使用的主要乐器为月琴。弹琴指法有“滚、轮、弹、拨、搓、按、扳、揉、打、滑”十字诀，十根指头轻重缓急互为配合，颇见功底。长沙弹词弹腔 “八板九腔”为主曲体，后发展出九板九腔，说唱讲究“说、噱、弹、唱、表、演”六路精通。

长沙弹词弹唱的曲目很丰富，多由章回小说改编。民国时期文人们创作弹词的热情很高，作品亦常见于报端。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沙熊伯鹏就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弹词长篇两部，短篇215部。因用长沙方言说唱，语言诙谐风趣，总能博得满堂观众捧腹大笑。比如“脸上起了铜板锈，虱婆总有大半升”，“打不死的被打死，还得阳的还不得阳……九头鸟变了没头鸟，活阎王去见死阎王。”趣语连连，韵味无穷。

在湖南各地的弹词中，除了长沙弹词，影响相对深远的就是益阳弹词了。益阳弹词用益阳当地口语词汇说唱，乡土气息浓郁。但因深受长沙弹词影响，也有“益阳弦子长沙腔”的说法。益阳弹词的结构由“书头”、“道白”、“唱词”和“尾声”四部分组成，多以七字句为主，在七言基础上增减字数，产生节奏变化。

清、民时期，秋收或元宵灯会后，益阳弹词艺人们串村走户弹唱，庆贺丰收。节后转入更热闹的集镇，以“做街”、“赶洒”、“赶船”、“点棚”、“做寿”、“婚礼”、“奔丧”等形式卖唱，内容则是劝人为善，传播道德礼教。因此人们称弹词老艺人“怀抱月琴，口吐圣贤”。比较而言，益阳弹词更擅长柔腔和悲腔，旋律起伏不平，演唱者字正腔圆，只为直抒一腔情愫。

湖南地区的弹词在“文革”期间曾被禁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春风又绿，可惜很快又被满大街的歌舞厅中的劲歌热舞所淹没。只有一些老辈“追星”族们还记得当年弹词老艺人们在台上抚琴时某一刻定格的神情，还记得当年茶肆里的哄堂大笑声和唏嘘叹惋声。

（文/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