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则仕雍正时期文字狱：宋新社社评，宋朝商人优则仕

（一） 全民皆商，不怕铜臭的宋人

财富的象征——货币

宋朝立国，太祖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商业环境也最为宽松。宋代堪称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大宋。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经商仿佛成为了宋人全民运动。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宋代苏舜钦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

（二） 在宋代文化成为一种消费品，市民通俗文学诞生

柳永恃才傲物

“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鹤冲天》让柳永同学在科举的殿试中失去了入仕的机会。他填的词实在是声名远扬流传太广，最后上达天听。既然仕途不过是浮名，不给也罢，宋仁宗一抬笔把他的名字勾掉，还不忘恶趣味的御批：“且去浅斟低唱！”

这个希望通过科举安邦治国的小伙子，却是墙内栽柳墙外香。科举不成只好混迹瓦舍勾栏，流连妓院香闺。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宋词，给青楼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

那时在青楼歌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可见，柳永的粉丝们有多么铁杆疯狂。柳永的新作一旦出笼上榜，都会在勾栏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快就会在东京传遍，其传播之广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宋代歌剧吹拉弹唱

宋朝勾栏歌妓争相唱柳词正是当时东京的新风尚。柳永这个家伙基本上每天都在京师巡回演出，在演艺界火得发紫。既然无法将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就厚着脸皮奉旨填词去。于是柳永已经成为大宋朝作词填曲的标志性人物，升斗小民都在以仰慕的姿态看他这个大明星。

宋代商业娱乐中心——瓦舍

瓦舍，也叫瓦市，是最具宋朝特色的商业娱乐中心，北宋开封有瓦舍10座，南宋临安有瓦舍23座，瓦舍中设有勾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开封瓦舍中的勾栏共有50多个，最大的可以容纳上千人。瓦舍勾栏中，游人看客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每天都川流不息，以至于有“勾栏不闲，日夜团圆”的说法。这里既有规模宏大的演艺剧场，也有无数手艺高超的路边艺人，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瓦舍里商业广告琳琅满目，各种表演均以挣钱为目的，在这个大市场里，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也产生了异彩纷呈的市民文艺。

宋代勾栏中的演艺活动相当丰富，包括说书、杂剧、木偶剧、小唱、杂技、相扑、魔术、歌吟叫卖等等，出现很多技艺高超的专业演员，每天观者云集。

宋代演出场所——勾栏

小小一方勾栏，折射出唐宋文化的转变。演艺活动从唐代皇室贵族开创的“梨园”，进入市民阶层百无禁忌的“瓦舍”，特权阶层的享受变成了大众娱乐。瓦舍勾栏里的才子通常是落魄文人，然而正是他们使文化第一次在市井民间碰撞，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和柳永一样，瓦舍勾栏中******了很多落榜的文人，在这里他们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文化不再是博取功名的阶梯，文化第一次成为平民商品，供大众消费。文化和市场的对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文化发展也井喷式爆发。

宋代评书深受欢迎

瓦舍中出现一种新行当——卖酸文。所谓酸文，就是针砭时弊的冷笑话类的诗文，卖者也需要相当的才情，否则会被多事的市民难倒。这一行的佼佼者名叫仇万顷，他明码标价“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文”，不但要诙谐幽默，还要顷刻而成，其难度和金殿对答也差不多。

勾栏里还活跃着最早的“剧作家”，他们的工作是为说书的艺人写故事底本，被称作“书会先生”，这是很多宋朝落魄文人赖以填饱肚子的职业，中国的白话小说正是孕育自他们的手中。

台上说书人语声抑扬顿挫，时缓时急，说到“刘玄德败退”，台下有人深锁眉头，有人频频擦泪；说到“曹操兵败”，台下人喜上眉梢，甚至高声称快；说到“关羽被斩”，台下竟有人痛哭失声。

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

说书艺人所用的讲故事的底本叫做“话本”，它开中国白话小说的先河，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历史、传奇、公案、爱情、战争、神怪等题材，今天我们知道的宋代话本有280多种。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杨家将》等热闹故事，都是在宋代形成了基本的框架，它成为明清古典名著的源头。

宋朝市民文化的崛起，瓦舍勾栏成为孕育这种文化的摇篮，市民阶层第一次成为文化的主角。它反映了市民的理想和情趣，不同于宫廷庙堂的传统文化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通俗”文化的先河，也为宋朝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新内容。

（三） 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两千六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提出的这一民本思想不仅为历代所继承，而且被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宋代史学家刘窸在 《重黎绝地天通论》一文中即指出：“士农工商，四者谓之业。士者为学，农者为耕，工者治器，商通有无，此之谓事。”士农工商虽职业分殊，但皆为本业，故四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正所谓柱之石，国之本也。

宋代商业高度繁荣

宋代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界限模糊或弃儒从商现象的普遍。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表明宋代社会结构向开放性、流动性与平民化趋向的发展。

宋代商人

随着宋代社会重商理念的倡导以及贱商、抑商、轻商、斥商等传统商业价值观的裂变，宋代商人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与自立，初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集中体现其秉持践行利以义成、义利合一、名以清修、和衷为贵等价值观念。当时无论家境贫富，教子读书多成为商人家庭中对子辈的重要人生安排。倾心教育，以商养学，经商业儒并举，也成为宋代商人群体普遍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这正契合了当时读书入仕的社会风气。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逐利求名的心态已迥异于前代的“求利莫求名”，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

（四）宋代商行组织很严密

自汉代以来，城市一直都采用“里坊制”进行规划和管理，每个城市都设有专门用于交易的“市”，每个市场都有各自交易的商品种类，比如我们熟知的《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反映了这种现象。到了宋代，商品贸易不再局限于官方划定的市场中，“里坊制”逐渐被“坊巷制”所取代，出现了成片的商业街。于是售卖同类商品的商家会在一条街上******起来，有些街巷甚至以******的商家所在行业来命名，比如《东京梦华录》里所记载的东、西鸡儿巷（“鸡”通“妓”，妓院云集的地方），马行街、牛行街（卖牛马的商人******的地方）、杀猪巷（杀猪屠夫一条街）等。

宋代商会

在当时，朝廷的用度开销采购需要众商家一起提供商品和服务。于是为了采买便利，就设立了“团”和“行”的商业组织，不论商品大小，都有属于自己的组织。比如青果团（卖青果的商家联盟）、柑子团（卖柑子的商家联盟）、鲞团（卖腌制鱼的商家联盟）；还有酒行（酒业联盟）、食饭行（酒店联盟）。在此基础上，对于服务的提供者，像医药、占卜、工匠也都有类似的组织，有些称为“市”，比如药市、花市、米市；另一些称为“作”，比如金银打作（金银工匠联盟）、木作（木匠联盟）、石作（石匠联盟）。这些“团”、“行”、“市”、“作”等商业组织，有点类似同时期欧洲的“行会”，二者有类似的地方，如同业商家互帮互助，限制恶性竞争，保证市场经营稳定；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方的行会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在爆发战争的时候，行会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连队参加战斗，并且由自己推选的指挥官率领。相比而言，宋朝的行业组织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宋代商人有规有矩

但是，这些宋朝行业组织仍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了商业活动的诚实守信。在当时，每一个行业组织都有一个行业领袖，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商业联合会会长”这种荣誉称号，那时的行业领袖是有实权的，这种权力由朝廷赋予，对全行业的商家有普遍的约束力。他们可以调动许多资源帮助处于困境的商家，也可以严惩背信弃义、违反行业道德规范的商家。当时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阿拉伯人就曾一致地夸赞中国商人，其中有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我们所熟知的马可·波罗在宋朝灭亡后来到杭州，仍然赞许：“他们（指中国人）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说明即便当时的商业已经大大衰落了，但是经商的良好风气依然保留着。

（五）宋代有关系才能做大生意

高高在上的宋代官员

宋朝的商人除了希望儿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外，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通过联姻的方式庇佑门户，同时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有直接送进宫侍奉皇帝的，比如酒店大老板孙赐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入皇宫，做了宋太宗的妃子；有嫁给宗室的，比如东京城超级土豪“大桶张家”有三十多个县主（注：县主是皇族对女子的封号）；也有攀附外戚的，比如茶商马季良就娶了刘美的女儿，获封光禄寺丞。（刘美就是那个把自己老婆献给宋真宗赵恒的人）。当然，并非所有的富商都可以攀附皇亲国戚，更多的富商还是会把目光瞄向士大夫们，在每年科举放榜的时候，御街上都有“榜下捉婿”的戏码，那场面的热闹程度远胜现在的相亲节目现场。

宋代强制性的相亲节目

在宋代，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论财和亲贵相当普遍。蔡襄“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司马光“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而商人正好财力雄厚，优势明显。可以以财买婚，攀附上层，跻身上层社会。比如苏州商人朱冲宗族子侄数人皆结姻与帝族，得显官者众。《礼记 婚仪》“婚姻者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就很清楚的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在意男女的两情相悦，而是关注宗族社会地位和荣耀发达。双方结为秦晋之好均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上层人士为了能够富贵双全，借助商人的财力扩张家业，而商人则是作为新兴势力以财买贵，实现家族地位上升。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历史上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在宋代变为权钱交易、富贵交换的桥梁。也折射出封建社会身份等级制度的式微，体现了宋代开明进步转型的发展。

宋代生活

有了官家的庇护和照应，生意也就更好做了，特别是对于大商人来说。在宋朝的时候，官府对于茶、盐、矾、酒这些都采取专卖制度，比如经营盐必须先到官府去缴纳一定费用获得“盐引”，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采购，贩运回来后到规定的地点售卖。我们所熟知的西门大官人当时就傍上了江淮巡盐使，仅通过转卖“盐引”就可以获得暴利。经营酒也一样，全国除东京、西京、南京外均实行酒品专卖，官府负责酿酒直销，在三京实行“榷酒”制度，由官府负责造酒曲，然后由官府特约指定大型酒商从官府买曲酿酒，继而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成品卖给小的酒户，那些大的商家从中获利颇丰。

（六）有钱却更爱面子的宋商

奢侈有排场的聚会

在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错位十分严重。他们虽然没有士大夫的身份，但是他们的财富却足以与上层士大夫相匹敌。所以，商人们一方面希望子孙能够通过科举跨越到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自身也在模仿、追求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品味情趣，在谈笑风生和附庸风雅中弥补心理上无法逾越的鸿沟。

洛阳一门八相的祖屋

最能够直接展现他们财富的是房舍，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宅院？因为当时有明文规定：“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宋史·舆服》）只有官员的房舍才能称为“宅”。另外还规定了：“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简单说就是房子不能建得很高，也不能建得很大，而且不能过分装饰，不能有重拱、飞檐、藻井。即便如此，商人们仍然会在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兴建华舍，如占地面积要大，要使用名贵的木材，以及在其他方面进行装饰。宋仁宗初年，张方平在《食货论·畿赋》就指出：“都城之内，大商富贾……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在《癸辛杂识》中也有记载，有些富商会花万金将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从遥远的东南亚热带国家运来，作为屋舍的梁柱，地面铺装着釉砖，上面还雕镂着花草的图案。当然，一旦成为官商之家，也就不受这种限制了。

宋代山水画

宋朝礼制同样对室内的装饰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用朱漆床，因此富商家中的家具通常都漆成黑色。但房间的四壁往往挂满了画轴和墨宝，其中不乏价格不菲的前朝传世真品。富商也与士大夫一样热衷于收藏书画，《图画见闻志》中就有北宋初年富商刘元嗣花费白金四百两购买了王齐翰《罗汉十六轴》的记载；仁宗朝的时候，淮海富商陈永也曾许以十万钱购买《春龙起蜇图》而不得。为了满足富商们附庸风雅的喜好，京城的大酒楼和茶馆的门厅和房间里，也都挂满了寄卖于此的名家字画。除此之外，富商的房舍里往往还摆设有出土的古玩，以及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颇为流行的打篆香、焚沉香。

宋代商人有一种暴发户心态

当然除了这些陈设之外，在生活方面富商们同样毫不含糊。北宋文学家石曼卿的邻居就是一个大富商，“日闻歌舞之声”、“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富商们用自己的财富在屋舍里歌舞升平，也会像士大夫那样流连于名妓之间。有时难掩一种“暴发户”的丑态：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了一个富二代沈大公子，为了追求当时的京师名妓蔡奴，有一次将卖珠人的所有珍珠都撒在了房间里；还有一次带着蔡奴来到京城最大的酒楼樊楼，将现场所有人的酒饭钱全部包了下来，为博美人一笑不吝千金，连京城的士大夫都叹为观止。

宋代一掷千金的富二代

（七）商而优则仕的宋商

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将商人视为“五蠹”之一，因为商人无益于耕战，所以不利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宋朝，虽然过去了一千多年，商业高度发达，但是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观念根深蒂固，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对于那些巨商大贾而言，这无疑是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因此，他们对于后代就有一种强烈的希冀——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

宋代科举考试是正途

在唐代，对于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唐六典》中有明文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注：丧服中的第三等，此处代指本宗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等）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家里连有亲戚经商的都不允许做官。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英宗年间特地下诏：“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直接承认了商人子弟的入仕权。这里的“解送”指的是参加宋朝科举考试里的首轮考试“解试”，商人中有卓越才能的，是可以跟其他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比如宋真宗的时候，一个侯姓富商的儿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来被授予真州幕职官。在宋代，科举考试毕竟还是阶层流动向上的阶梯和通道，官本位思想还是主流，士农工商在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的心底深处还是士贵商贱，正如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科举入仕的开放实质上是政府将政治权利从贵族官僚手里扩大到其他阶层，富民阶层受益匪浅。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会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宋代财政部部长），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即兼顾了商人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甲科榜眼

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相比普通人家有绝对优势。一来他们可以聘请最好的老师，从而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邵氏闻见录》中就记载潞州商人张仲宾“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二来他们可以利用所拥有的财富来合法地获取录取优势。什么叫“录取优势”？这有点像现在的高考，全国各个地区州县依照人口规模和文化发展程度，规定了不同比例的录取名额，叫做“解额”，只有取解之后，才能进一步参加省级的考试。当时首都东京的录取名额最多，所以东京的考生就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有优势。当然，跨州县考试在宋代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要想参加东京考区的“解试”，就必须要有东京户口，那怎么才能取得东京户口呢？答案非常简单：买地（房）置业。于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外地富商早早就给自己的儿孙们在东京广置田产。要知道当时东京城可是寸土寸金，买房的人非富即贵。即使是宋代丞相寇准、杨砺都买不起东京的房子。

宋代买房置业送户口，还是学区房

宋代不少开明商人资助本地贫困才子进学应举谋取长远利益，为后世子孙寻求庇护。但是这种情况就和现在买彩票一样中奖几率很小，而且还得被资助的中举学子感恩才行，风险不小。随着宋代开放科举考试资格，占据财富却没有特权的商人风闻而动，出巨资给宗族子弟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以便日后子侄蟾宫折桂，官商合作，实现宗族繁荣兴盛。

如北宋的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另外宋代不少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宋代洪迈《夷坚志》商人王育卿经营酒店后考中进士。曹州商人王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

卖官鬻爵童叟无欺

虽然商人取巧，科举录取率高了，但考试还是要凭真本事的。然而到了北宋晚期，朝纲******，通过贿赂官员也可以被录取。比如宣和六年（1124年）的殿试，宦官梁师成收受了一百多名富商公子哥的贿赂，每人行贿七八千缗，结果都中了进士。到了南宋晚期，更是连走个考试的过场都不需要了，为了应对北方蒙古人的进攻，朝廷大量增加军需品的供给，为了筹措所需资金，开始了卖官鬻爵的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以至于商人依仗财势捐粟纳官，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皆豪滑兼并之徒，屠沽市贩之辈。甚至在南宋军队里都能看到商人子弟的身影，为了改变子孙后代的命运，商人也是手眼通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获得士大夫身份的商人们，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有一定实权职位的商人也从中获得了一定收益。虽然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卖官鬻爵是帝国弊政，御史大夫诟病的乱政。但是从社会流动性出发，平民阶层为了富贵，国家为了财政收入，形成契约式的互惠关系。一定程度上给死气沉沉的官员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务实主义的观念。作为科举考试正班出身的弥补手段，增加了整体社会的流动性。

可以说，宋朝商人是一个十分特殊又矛盾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在传统观念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最末端，拥有最低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时代，他们获得了可以同士大夫相媲美的财富，构建出接近于近代的商业文明。于是，这样一种物质与心理上的强烈反差，让宋代的商人将目光转向了士大夫，通过模仿、结交、加入士大夫群体，努力争取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这构成了独特的宋代商人图景。

宋代行商

宋代士多出于商的现象，并不能表明商人地位的攀升，反而恰恰表明商人地位低下，急需扭转。体现了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相分离的现状。财富如何才能变现为权势富贵，是宋代商人时刻念念不忘的想法，也是宋代商人时刻想着向士人靠拢的本能。在宋帝国的统治下，当腰缠万贯的商人和士人官员宗室等贵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屈服于贵人。《宋史》仁宗朝广州南海主薄苏缄就对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仗责。樊氏起诉，结果在官衙里，苏缄侃侃而谈，“主薄虽卑，邑官矣。商虽富，部民矣。邑官仗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

宋代商人地位低下

宋代商业繁盛，虽然对国家贡献不小，但是其在主流社会精英面前，商人没有相对应的话语权和相匹配的声望荣誉。在社会舆论评价里，商人大都是奸诈狡猾，黑心肝的骗子嘴脸形象。而且更可虑的是，社会上并不承认商人的劳动价值，大伙都认为商人不劳而获，浪费粮食，没有农民憨厚听话。更可怕的是部分商人也被这种说法同化，不自觉的认为自己愧对农工，没有给国家做出贡献，拖了国家的后腿。

社会印象中的商人形象——双面孔

重利和市民化是商人的基本形象，在步入一定阶段之后又往往表达出更高的精神追求，一心想从现实和市侩中隐退出来。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时期，商业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商人的地位也较前代为高。这一时期商人仍然保持了重利、追求财富的人性和职业本能，但又更多地展现出个体的独立生活，个性从群征中解放、凸显。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这个一直以来被冷落和压抑的群体，在宋朝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立起犹如近代的商业文明。他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行陌”文化，构建了健全的行业组织，而且为了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宋朝商人积极地向士大夫靠拢，一方面寄希望于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另一方面刻意模仿和追求士大夫的兴趣和品味，甚至在同士大夫的交往中获取了更大的商业利益。

宋代商人也是为了谋生也不容易

因此，对于商人而言，在士尊商卑的社会条件下，经商只是谋生的手段，而要光大祖宗门楣还是得靠入仕做官改变阶层属性比较靠谱。许骧的父亲就是这样，思教子以兴宗绪。“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体现了宋代商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就是为了以财富助力子孙入仕当官。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商人积极谋求政治权势也是一种富有弹性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的一种自我调整。商人子弟入仕使得宋代社会更加开放、流动、平民化。也使得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得以改变，宋代官僚阶层开始多元化，扭转了一部分官民尖锐对立的局面。商人出身的官员会不自觉的为商人发声支援，充当商人代言人的角色，为宋代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制定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整体社会更加良性运行。

宋代商业兴盛，社会风气开始金钱至上，给传统的儒学发展注入了一股进取精神。而且拓展了商人的人脉，扩大了商人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接触面。使得开明士大夫的传统“士农工商”观念开始转变。陈耆卿认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易之者也。”而叶适就更进一步指出“夫四民交至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宋代的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既体现了宋代商人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折射出商人迫切希望提升政治地位的愿望。所以“商而优则仕”的思潮在宋代商界很有市场。

宋代商人追名逐利对如今的启示有？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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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二字就是人生，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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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是个大染缸，还是得保持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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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方为人生至理，我已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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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官员福利待遇好，士大夫被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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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官商勾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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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要政府适度引导，公私兼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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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社，来自热爱宋史的90后公子权穿越时空来到宋朝，以一隅房屋作报社（租的，可贵了），为您解读宋代那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历史人物的行为作出注脚，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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