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佛教而来到日本的茶，则多了一种帮助僧侣获得权力的功能，于是它逐渐把自身凝炼成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道”。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作为茶道大师武野绍鸥的得意弟子，当时名为千宗易的千利休与其两位师兄金井宗久、津田宗及是堺城的三大茶人。桑田忠亲指出：
织田信长在平定近畿地区时需要在政治上利用堺城的会合众，于是他便结交堺城的茶人。找到了他们，向他们询问茶道之事。这三人最后成为了信长的茶头。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他们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头。
到了秀吉时代，利休更是超越了他的师兄们，成为茶头之首。这时候的利休可谓权势熏天。天正十三年十月七日，皇宫中举办了前所未有的茶会，由丰臣秀吉向正亲町天皇敬茶，辅助该仪式的千宗易正是因此被天皇赐号“利休居士”。举行仪式的茶室全由黄金打造，大约三叠大小，平时放在大阪城的中心，但能够拆卸和运输，方便地带到各个地方。冈仓在《茶之书》中全然未提黄金茶室的事情，而只是一味突出日本茶室的简朴与纯净，显然是因为黄金茶室这一反映茶道及茶道大师们与彼时权力政治千丝万缕关系的“道具”，不符合他对茶道极致单纯之美的论述。
作为“天下第一茶道宗师”，利休不仅参与丰臣氏的政治决策，还能干预外交。据说在大阪城里，利休是唯一能与秀吉随意说话的人。“当时全天下的大名都受到关白秀吉的茶头利休掌控。秀吉大人不便说出的话都通过利休之口传达出来，这也许是因为大名们都是利休的茶道弟子吧。”
谈及秀吉最后赐死利休时，冈仓天心轻易地就把原因归结为艺术家与暴君之间的对抗：
利休和太阁有着长久的友情……然而与暴君的友谊永远是危险的荣耀。那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时代，人们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近亲。利休不是卑屈的谄媚者，他经常大胆表示与残暴的赞助人不同的意见。利休的敌人利用太阁与利休之间不时出现的冷淡，指控他阴谋毒杀这位暴君……单是秀吉的怀疑就足以立刻处人极刑……
然而冈仓天心的“一面之词”受到了历史研究的质疑。桑田忠亲便指出“利休并没有如世间传说的那么违抗秀吉”，“他对秀吉似乎是很妥协的”，并举利休在茶碗颜色上对秀吉的妥协作为实例《茶道的历史》P49。尽管另一些事例表明利休的顺从也是有极限的，“该拒绝的时候，他也会选择拒绝”，但这似乎并不足以动摇他与秀吉的关系。实际上，利休之死恐怕更多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町人却权势过盛，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权势，做事有些放肆，因此遭受了一部分人的憎恶”，这些人中包括石田三成秀吉最信赖的重臣之一、淀君秀吉的爱妾、木下佑庆秀吉正室的亲戚、前田玄以京都奉行等实权人物。最后他死于诬告应该是事实，但诬告的背后却是权力斗争，是茶道和茶道大师对权力政治过深的介入。
冈仓天心一再强调“茶道大师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而非艺术家”、“茶道大师不仅在艺术领域内有重大影响，他们对于生活艺术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却绝口不提茶道大师们与权力政治的至深关系，即便不说这是为了突出其所谓“美至上主义的禅”而进行的有意歪曲或掩盖，至少也是被自己的美学主义蒙蔽了视野。
日本茶道的由来与发展
中国茶叶约在唐代时，便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因而最先将茶叶引入日本的，也是日本的僧人。公元1168年，日本国荣西禅师历尽艰险至中国学习佛教，同时刻苦进行“茶学”研究，也由此对中国茶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荣西回国时，将大量中国茶种与佛经带回至日本，在佛教中大力推行“供茶”礼仪，并将中国茶籽遍植赠饮。其时他曾用茶叶治好了当时镰仓幕府的将军源实朝的糖尿病，又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以宣传饮茶之神效，书中称茶为“上天之恩赐”，是“养生之仙药，延年之妙术”。荣西因而历来被尊为日本国的“茶祖”。
随着唐宋时期中国的茶叶与饮茶艺术、饮茶风尚引入日本的佛教寺院后，又逐渐普及到广大民间，使吃茶的习俗进入了日本平民的生活，并日益兴盛。
15世纪时，日本著名禅师一休的高足村田珠光首创了“四铺半草庵茶”，而被称为日本“和美茶”即佗茶之祖。所谓“佗”，是其茶道的专用术语，意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境界。珠光认为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清心是“禅道”的中心。他将茶道从单纯的“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了修身养性的禅道核心。
其后，日本茶道经武野绍鸥的进一步推进而达到“茶中有禅”、“茶禅一体”之意境。而绍鸥的高足、享有茶道天才之称的千利休，又于16世纪时将以禅道为中心的“和美茶”发展而成贯彻“平等互惠”的利休茶道，成为平民化的新茶道，在此基础上归结出以“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宗旨“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日本茶道初步形成。
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而在生活上恪守清寂、安雅，讲究礼仪，被日本人民视为修身养性、学习礼仪、进行人际交往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日本茶道发扬并深化了唐宋时“茶宴”、“斗茶”之文化涵养精神，形成了具浓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示了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深层内涵的茶文化之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