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遇到黄河长江怎么办？天下长河治河漕运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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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两朝，向京师输送粮食，以保证其稳定，是极为重视的事。

作为拥有极为成熟统治经验的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此事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极为合理的。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运送米粮，而是用什么方法来运送？

遗憾的是，明、清两代一直坚持的河运漕粮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元代采取海运漕粮的方略，终元一代，国家对黄、淮的重视程度根本无法与明清两代相比，但淮北水患却也远没有明清严重。

那时，粮船从太仓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今南通）、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沿山岙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海州、密州、胶州界放灵洋投东北路。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扬利村码头，凡3350里。

后来，元朝统治者开辟自刘家港经万里长滩、青水洋、黑水洋至成山，达界河口的海道，“其道差为径直”。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向东行入黑水大洋的海道，取成山转至刘家岛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至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这条海路最为便捷。

明初，明太祖在南京建都，当时各地的贡赋，通过长江可以非常便捷地运入京师。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

开始时，漕粮通过两条路线运入北京。

一条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运达通州，即海运路线，主要是为了供给辽东军需；另一条由江入淮，过黄河至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由卫河运至蓟州，即河运路线。

令人惊讶的是，永乐十三年(1415)，会通河疏浚后，海运乃停止。“至于漕运之规随时更变。”

竭力推崇河运的明漕臣王在晋写道：

“说者谓海运宜于胜国，今胡独不然？朱清、张瑄为海上亡命，故周知海门之险阻。胡元虏使其民投之穷海，而忍视其死。至元二十八年(1291)，漂米二十四万石五千有奇，至大二年(1309),漂米二十万九千有奇。其随船汨没者，盖不知其几干人矣。”

而明初之所以能行海运，是因为“胜国未远，沙民犹能习海”。

在王在晋看来，行海运是极不人道的暴政，可与秦始皇修长城相提并论：

“昔始皇驱民于边，犹掩骼长城之下，而胡元驱民于海，乃纳命沆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实际上，即使河运过程中，“弁丁数千，各司其事，沿途催趱，层层照料，尚不免风水沉失之虞”。

隆庆年间(1567一1572)，大学士丘浚驳斥了海运比河运危险这一缪说。

他指出：

自至元二十年(1283)始，至天历二年(1329)止，在此46年中，海运所损失的漕粮尚不及明朝河运每年损失的数量。况海运没有剥浅之费，无需十天半月地排队等候，而其支兑加耗，每石更远少于河运。

显然，海运远较河运节省时间，更为重要的，这种方法更大量地节省了财力、民力。同样以每年运送漕粮400万石计，海运的全部支出仅有160万石米，仅相当于河运的五分之一。

总的说来，“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

若改海运，清代沙船大体每年正月出海，至七月西北风起停航，可往返3至4次，而多数是三月以后出海，往返2至3次。从上海至天津，顺风需时约7一10日。

河运所费时间高于海运至少10倍，所用人力更高于海运数十倍。

可以说，海运与其他任何运输办法（包括支运、长运、兑运等）相比，均利大于弊。

最早取代海运的是水陆并用的办法，永乐元年（1403)，在淮安用300石以上的船只装遭粮，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颖歧，改用100石以上的浅船，运至跌坡上，再以大船载入黄河，至八柳树等处，由河南车夫运赴卫河，再转运北京。遇到运河淤浅时，“运舟日行寸”。

史家认为：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元史》有类似看法，认为海运“为国计者大矣”。

明大学士丘浚认为：

“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所征者”。

为什么明政府会放弃如此廉价高效的海运，采行浪费到了极致的河运呢？

其理由竟是海运风险较大。

利玛窦写道：

“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所说，每年达到100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

其实，维持运道，每年所费何止百万，在清代经常需要千万两白银。

明代的海运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问题。中国远古时代的东夷部族，就以善于航海著名。

可惜他们不属于黄帝部落，他们的航海技术没有得到来自西部与西北农耕部落为主的统治者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根据对澳大利亚威兰德拉湖早期人类头骨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早期人类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类在各个方面都惊人的相像。

最近的基因研究更证实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系来自亚洲东南部地区。

我国在战国时代即已发明司南，宋代已开始使用罗盘航海。在13世纪初，中国船只是印度洋上最好的海船，这些商船平均长100英尺、宽25英尺，载货120吨、船员达60人。最大的海船载货300吨并载人500一600名，附带救生船只，可日行干里(300英里)，水手们从不惧怕大风大浪。

元代时大量用沙船海运漕粮，并使用牵星术以计算船只所在纬度。元代海运漕粮，其事故损失率约为1%至1.6%。明代的沙船已使用了披水板、升降舵等，现存明代由太仓至日本的针路图（即沙船航线），包括时间、里程和水深，极为详尽。

海运停废之日，正是郑和下西洋如火如荼之时，这支船队组织之复杂、航程之漫长、航路之艰险，显然远胜于一年一度仅在近岸航的遭船了。当时郑和最大的宝船长44.4丈，宽18丈。

宝船上的间隔舱和尾舵及平衡舵，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才传到欧州。

尽管明朝的禁海令极严，但民间同样有较发达的海上航运。

明人崔旦在给河道总督的书中写道：

“予家居滨海，僮仆贸易海上，颇知海舟之便。”

明正统六年(1441)，因运河水浅涩，运卒终年不得休息，山东昌邑人王坦建议开胶莱河，漕船由掖县抵直沽（今天津），可避东北海险数干里，较运河近便，工部驳覆不纳。此后，不断有明臣提出开胶莱河，河运与海运并举的建议，均未成。

嘉靖十九年(1540)，南京中军都督万表建议：

海运固然极险，但浙中海船，向来以远航到海外贸易。松江、太仓、通州、泰州等地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通常由海路至山东蓬莱贸易，这里离天津并不远，可以把松江、太仓的近海漕粮，出资雇海船运输，以三四万石做试验，熟悉海道，以备不时之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建议，在1619年1月15日竞由浙江道御史江日彩再次提出。1566年10月5日，工科都给事中王元春，劾奏总理河道，工部尚书朱衡，并请求深访元人海运故道。

1570年，邳州河道淤平180里，隆庆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海运问题。次年，王惟精运米2000石，从淮安入海，对海道进行探索。

户部宋良佐请复海运，得到了山东巡抚梁梦龙的大力支持。

梁认为：

“海道多潢，犹陆地多歧，海人行海，犹陆人行陆。傍潮而行，非横海而渡，今踏出海道，傍非若浮，沙疏土崩，决无常之可虑也。”

1571年，朝廷已接受了疏通胶州河的建议。漕运总督王宗沐认为，疏通胶州河做法纯属多此一举，“即大海可航，何烦胶莱也”。

王认为，明朝定都北京，本来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东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国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专利也”。

此后，明廷把准备每年海运12万石遭粮作为定例进行试验。但在万历元年(1573)，漕运海船在山东即墨县福岛等处，遭暴风雨袭击，损坏粮船、哨船各7只，漂没粮米约5000石，淹死水手15名。

户科都给事中贾三近、巡仓御史鲍希颜、山东抚按傅希挚、俞一贯等据此奏停海运，得到朝廷的批准，

明王朝把海运漕粮的有利条件变成了基本依靠河运的极其不利的因素，长期把国家治理得山穷水尽，民不聊生。此后，“有诏严杜异议，而海中之粟不登矣”。

尽管如此，其后仍然有明臣不畏浮议，提出海运的主张。

万历三年(1575)八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等上疏，再次建议疏通山东胶州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齐堂岛、鹰游口入淮以抵淮扬。

这条河海并用之道，“贾客往来，殆无虚日，风顺不过五六日之程”。

此河在嘉靖中期，即已完成工程的百分之六七十，遗憾的是，后来负责剩余工程的官员动辄申请经费百万两，且“各司道官，多推艰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虚估，未见详确，显是故设难词，欲以阻挠成事”。

到万历中期，漕运派已经长期垄断着廷议中的话语霸权，对偶然出现的海运派采用严酷的打击手段。

1601年，武英殿中书舍人管理山东矿务程守训上疏请求改易漕渠，由高邮州达淮安府庙湾入海，经过数百里的海路，到达山东胶州麻湾转入新河，至海仓再入海，经1000余里后到达天津。

这样，可以节省河运的劳费，又可避免海运的风险。主张河运漕粮的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程“蠹国殃民”，“且假称明旨，吓骗赃数十万，乞亟为罢斥，并发诸臣谕劾，诸疏一一追究”。

毕竞，海运的益处昭昭可鉴，直到明朝快灭亡时，还有人对海运念念不忘。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开放海禁后，上海的沙船业很快发展起来。

据研究，嘉庆初，上海千石以上的海运沙船，最高曾达到3600只左右。道光初曾一度减少，降全1400只左右。经过补充，道光间，千石以上的沙船约仍维持在2000只左右。加上载重在八九百石和四五百石的海船，约有3000只左右。

较大的沙船可载米3000石，小的减半。每船价值银七八千两，船主多为崇明、通州（南通）、海门、南汇、宝山、上海的富民。

而有的学者所说的海运的不利条件之一，“船只不足”的说法，是很不确切的。

除上海外，其他地区也有许多沙船，对江、海、河、湖的航路非常熟悉。

如苏北赣榆沙船“运货吴凇，来往为恒，末尝失风”。

毕竟，早在秦始皇时代，赣榆人徐福就曾率领船队多次航海。嘉庆中期，由于开放减水坝，使得盐河无法通航，“准北之商，载盐海航，由福山（今常熟福山镇）入江，行千五百里之内洋，是江口可通河北也”。

道光初年，沙船“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反如内地”。

沙船运货，每年漂没的比重，不到货物总量的1%，而“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

清初，统治者曾看到了明廷政略方面的许多重大失误，如他认为明朝所修的长城纯属无益。

但这一马上得天下的游牧民族，却继承了明廷的大部分管理方式，包括继承了比修筑长城危害百倍的漕运体制，且他们对河运的偏爱是如此之深，竟将这一祸国殃民的制度一下子就维持了200多年。

康熙、嘉庆年间，均因河患严重，臣僚屡议改河运为海运，终因河运派势力较大，没有议出结果。可以说，明清两代的国困财穷，与漕运政略有着极大的关联。

康熙三十九年（1700)，清口淤塞，康熙把海运一事交部臣讨论。

并差人向总河张鹏翮询问：

“明年漕船行走有无迟误，至其漕粮装载沙船可否从江下海入黄河海口，出中河行走。”

因循守旧的张鹏翮奏称：

“此时运河各决口尽行堵塞…来岁粮船自是通行不致有误，至于改载沙船，雇募水手人夫，恐致糜费钱粮。且由江入海，从黄河海口进中河之处，潮汐消长，水势不一，风涛不测，实属难行。”

张对海运的否决，得到了康熙的赞成。

雍正年间，蓝鼎元提出海运方案，亦被否决。嘉庆九年(1804)，洪泽湖水位较低，河口泥沙淤积，7省粮船无法通行。清政府只得准备海运漕粮，并招募镇海海船100余艘，加上松江、上海两地的海船，共400艘。

每艘载米1500石，每年可往返3次。运费较河运省三分之二，每年运送能力达180万石。但此事终没有成行。

道光五年(1825)，因运河阻绝，清廷决定首次海运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4府1州的漕粮。当时4府1州额征漕白正耗米145万余石，连同所节省的归仓候拨耗米近6万石、船耗米12万余石，共有漕粮163万余石。

截至当年六月初五日(7月20日)，“扫数斛交完竣”。

此次海运，即以向来办漕杂项充用，政府并未另拨经费。这笔经费包括4府1州每年拨给旗丁的运费近37万两，米41万余石（合银93万6千余两），两项共计银129万5千余两。

这次海运，所有各种帮船杂费，一概支除，直接节省的费用至少达银150万两。可惜，这次海运漕粮虽然非常成功，但由于道光皇帝缺乏开名拓精神而中止。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政府弃海运行河运，并非海运技术不成熟或是缺乏海运实践经验造成的。而是源自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大海的恐惧，专行河运的结果，不但使得国家和民众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经济代价，更牺牲了许多无辜百姓的性命。

有人把“敌方的海军”作为海运的不利因素之一。实际上，在明廷弃海运之时，中国的海上力量，仍然无可匹敌。

有人曾设想，假如达伽马的小船队遇上了郑和的船队，世界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令人扼腕的是，实行河运之后，政府放弃了海军建设。在明清两代，尽管中国的远洋技术一度领先于全世界，但却没有建立起一支像样的海军。这可以说是弃海运、行河运的又一严重恶果。

海运的两大敌人之一就是海盗。刘应节提出实行海运，可以把裁省下来的漕军组建成强大的水师。

大学士丘浚也提出：

“量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也。”

实际上，在明初行海运之时，在明水师的打击下，海盗根本不像后来那么嚣张。明永乐四年(1406)，平江伯陈瑄督海运，曾追倭寇至朝鲜境内，焚其舟船，杀死无数。

不久，明政府设备倭指挥，致使倭寇不敢觊觎海上漕粮。可惜的是，后来弃海运，行河运，任由倭寇横行了相当长的时期。

显而易见，如果实行海运，国家不用花费任何额外的费用，就可以组建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海军。

清人有着同样的设想：

“若再行海运，设海督，联合山东、江浙为京东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彝，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

这支海军在对付来自外国盗匪的同时，势必增强整个国家的国际认知，减少明清时登峰造极的自闭心态。可惜的是，由于明廷顽固地坚持河运，把海洋视为桀骜不驯的恐魔怪兽，致使包括淮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备受倭寇的扰害。

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掠瓜洲，烧毁漕粮达34000余石。

清廷继续采行河运，不重视海军建设。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南沿海备受海盗祸乱，而此时广东水师根本无力与海盗抗衡。海盗的人员和船只均极为充足，而水师却两者均严重不足。海盗的人员装备至少大于广东水师3倍。

1804年，水师畏惧出海作战，甚至要求把他们的船只从服役的行列中剔出。最后，官员们不得不借助于葡、英等海军力量才将海盗镇压下去，可以说，清朝海军力量的微不足道此时已暴露无遗。数十年后，终于屡为“西方蛮夷”的海军所败，为自己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可见，出于抛弃海运，使得中国在世界开始海上争霸之时，由航海强国突变为畏惧海洋的没落帝国，最终为海洋国家所征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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