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墓坍塌 1973年因墓道坍塌被农民发现

时间：1973年3月至8月

地点：陕西省三原县陵前公社焦村生产队

状况：墓道坍塌，有盗洞，先后两次被盗

墓主生平：李寿墓是唐高祖李渊献陵的众多陪葬墓中的一个。因当地农民灌溉田地，墓道进而塌陷而被发现，是目前已经发掘的唐代墓室中年代最早的一座。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墓志中称其为唐淮安靖王”。从史料记载来看，隋大业末年，李寿会同李渊举兵反隋，并参加了对宇文化及、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战争，却屡战屡败，还曾被窦建德俘虏，最后随从李世民平定了刘黑闼，虽没有显赫战功，却成为建立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因此得到李渊和李世民的赏赐，爵位不断升迁。唐贞观元年（630年）12月卒于长安延福里第，享年54岁，死后葬于三原县，陪葬献陵。

李寿墓平面图和剖面图

地面残存的封土堆为不规则的圆锥形，高8.4，周长61.4米，夯筑。紧靠封土由北向南排列着石人1件（残，另一件未见）、石羊2对（其中三件埋在地下）、石虎1对、石柱1对。

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墓室组成，全长44.4米，南偏东14度。

斜坡墓道水平长16.8，宽2.30米。过洞4个，高2.46、长1.8~2.6、宽2米。天井5个（一在甬道上），深5.5~9.5、底长1.1~2.24、宽2.40米。 过洞的隔梁收分大，故使过洞的横断面呈梯形，天井东西壁的横断面呈“U”形。埋葬时全用夯土填实。

小龛2个，位于第四过洞东西壁。土洞，平面呈铲形，顶前高后低微拱。木门已朽，木门外用平砖封堵，部分封砖已被盗墓人揭掉。东小龛高1.6~2.5、长1.30、宽1.08~1.60米，龛的北部放陶俑；南部地面经火烤。地上残存1.8*1.1米的漆皮一层，可能是已朽的漆盘或漆箱。漆皮上有灰陶罐6个。西小龛高1.5~1.96、长1.90、宽1.05~1.90米，里面的器物被盗，仅存男立俑1件，四耳白瓷罐4件。

甬道以石门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段长4、宽1.86、高2.30米；后段长2.80、宽1.40、高1.90米。两壁用平砖叠砌，顶用一层立砖起拱。甬道前段为斜坡土面，后段地面用方砖墁铺。南距石门40厘米为砖砌封门墙，砖大部分被盗墓人拆除。石门的西颊柱被打破，门半开。石门后边放龟形墓志一合。盗洞两个，一位于甬道前段西壁，一位于甬道南壁与四天井交接处。

墓室长3.8、宽3.95米、顶塌，原高度不明。四壁用条砖平砌，东壁和北壁东部的砖墙已倒。拱形土洞顶。墓室东部用条砖铺底，西部放石椁一具，椁由28块青石组成，通高2.2、底长3.55、宽1.85米。歇山顶，面宽三间，进深一间。当心间装修可以开合的石门两扇。门已被盗墓人打开，门扇一置于椁顶的东南角，一放椁内。椁顶的南边一石被盗墓人打成两截，一在原处，一斜插于淤土中。椁内的木棺已朽，仅余棺板残片及棺钉。棺与椁之间散置石灰块，当系防潮和防腐剂。人骨已被扰乱，葬式不明。椁内的随葬器物仅余料珠数枚。墓室东南角及龟形墓志后边放置大批陶俑，已被扰乱并且残破，墓室北边的两角各有小铜镜一枚，当系压胜用。 淤土中发现铜碗、铜镜、金饰、料珠、玻璃瓶残片等。

根据甬道的两个盗洞和石椁门已开，椁顶被打坏等情况分析，此墓经两次盗掘：第一次时间较早，盗墓人当从石椁门进入椁内；第二次盗掘时间较晚，当时可能因淤土已把石椁门堵住，故把椁顶打破进入椁内。

东小龛器物分布图

（一）壁画

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绘满了壁画，内容丰富。其分布位置和内容是：

1、墓道的壁画

长近17米的墓道东西两壁，中间以较宽的红色带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东西对称的骑马出行图；上层为东西对称的飞天、狩猎图。

东壁的骑马出行图长约14、高1.2-1.7米，由42匹马，48人组成，可分四组。其中一、二组残缺；三、四组基本完整。西壁与东壁内容相同。一、二组脱落。

以东壁为例。第一组三骑为前导，首列一骑为黑斑马，披红障泥；二列为红、白马并列，马上人物脱落；二、三组各由十九骑组成，每组分四列，即一、二、八、八（骑）。骑士均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紧袖戎衣、束带、黑靴。首列一人手持五旈羊旗，可能即为《唐六典》卷十六所说的“吉利旗”。二列的两骑士双手勒缰，腰佩箭囊（第三组的两骑土持号）。三、四列的十六名骑士都左手勒缰，石手持四旒红旗。第四组由一马七人组成。马体形高大，身被鳞甲，黑鞍，垂红革带马镫，当是主人的坐骑。牵马人大胡、深目、高鼻。其余，一人持伞，二人持雉尾扇，另有三人持物不明。

根据前导和主卫的骑士已跨上骏马，马扬尾躜蹄欲行，主人的坐骑也鞍鞯齐备，但主人还没有出场，可见是整装待发，准备出行的场面。整个画面气势显赫，队伍严整，是死者生前耀武扬威，骄横跋扈的表现。墓道入口东西壁的飞天已脱落，仅余部分残片。

东西壁的狩猎图内容相似，长6、高1.1-2.5米，残缺较甚。如东壁的狩猎图：在丛山峡谷之间，数十名猎手，分作两个围场，纵马放鹰，张弓搭箭，追赶着拚命逃窜的野猪、兔、鹿。一只猎犬咬住中箭的野猪，野猪仍在奔驰。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人（残）驾鹰驻马静观，似乎是这场围猎的指挥者。狩猎题材常见于汉魏以来贵族墓葬的壁画或石刻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含有不同的历史内容。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说：“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可见在李唐政权初建时，狩猎不仅是统冶者游乐的表现，也含有为维护统治不忘鞍马之意。

2.过洞、天井的壁画

过洞的壁画保存较完整，天井的壁画全部脱落。根据残片看，天井下部绘的是步行仪仗队，上层为有关生产、生活的画面。

步行仪仗图：过洞及天井东西壁绘步行仪仗队十二幅。每幅高1.8、长2米。每队由8~10人组成，内容相同。以第一过洞东壁为例，由9人组成。为首一人双手持五旒羊旗；接着的二人佩剑；其后四人均持四旒红旗。 上述四人，除第四人头戴风帽，外披风衣外，其余的人服饰同骑马的仪卫。队旁另有二人，头戴一梁进贤冠，上穿宽袖齐膝红袍，外套裲裆，腰束宽带，裤管上提束扎于膝下，左手按剑，右臂屈于胸前。此二人当为仪仗的领队，可能是典军或付典军，其余人为亲事或帐内，当属郡王级的仪仗队。

列戟图：第四天井东西壁下部各绘一大型戟架两付。每架列戟七根。戟架后边有房廊，象征门外列戟。戟架旁有仪仗队三列。如西壁的仪仗：一列四人，其中三人持旗，一人按剑；一列五人，双手持弓（无弦）;一列二人，一人头戴一梁进贤冠，穿红袍，按剑，持笏；一人按剑，握拳。

重楼建筑图：第一、二、三、四过洞及甬道的南壁均绘有重楼建筑。第一过洞南壁（即基道北壁）的建筑图保存基本完整，其余仅存残片。一过洞南壁正中绘一重楼，为单檐四阿顶的全木结构，左右各有附属建筑方阁（或叫台）一座，用飞廊与主体建筑连成一组建筑群。因受正面空间限制，故方阁一半画在过洞上，一半外折绘于墓道两壁转角的一隅。这组建筑的布局很象唐含元殿的“夹殿两阁”，阁“与殿飞廊相接”，为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农耕、牧养、杂役图：在第三天井底部发现从天井上部落下的壁画残片数层，有许多关于劳动人民生产的画面。

牛车：两幅，一为栅栏厢，一为板厢（内坐一女，车断作两截），双辕，无盖，前驾一牛，旁有御者，驱车作行进状。

牛耕：两幅，有二农夫各扶一犁，前驾二牛耕田。

播种：一农夫驾双脚耧犁，前驾一牛，且行且摇，播种于地。

中耕（残）：农夫二人各握一锄，弯腰耘锄野草。

牛栏（残）：一牧夫驱赶一群肥壮的牛正从牛栏的门内走出，似前往原野上放牧。饲养家禽：庭院的一角，一人（上身残缺）似在饲养一群鸡、鸭。

推磨、担水、膳事：庭院的一角有两位女仆双手抱杠，吃力地推动磨石旋转磨面；另一女仆肩挑两只水罐运水；偏房内有三名侍女，有的捧盆，有的端碗，似在忙碌磨事；正庭坐一抱幼婴的妇人，双目注视着院内，院内有一群鸡在觅食。

上述画面是墓主人生前广占田宅，役使奴婢，为其生产、做杂役的真实记录。

3.甬道内的壁画

甬道口东西壁的上部各绘着一个身披采带、手捧莲花的飞天；下部绘二人，一人头戴一梁进贤冠，身穿方领宽袖红袍，腰佩剑（西壁人并持笏），另一人双手持弓（无弦）。甬道中部东西壁绘对称的内侍图，侍女图。东壁的内侍图，由十一人组成。三人面向墓室，其中一人持笏屈身作拜谒状；另八人分作两列外出。人物的动作，神态各异，面部有正、侧、背转的变化。有的拱手，有的以右手食指指点着左掌，若有盘算。根据其颧骨突出，面颊干瘪，清瘦的形象，当为在王公贵族内廷服役的内竖一类人物。

甬道顶部绘大型四组忍冬图案，东西两边各绘三个（西边只存二个，另一个残）手捧莲花的飞天，面向墓室方向飞翔。以大型忍冬纹作装饰图案是这个墓图案画的特点，如小龛、过洞的龛门边饰均是大忍冬纹样。

甬道后段，东壁绘一寺院（残），内绘殿堂、双阁，四周绕一围墙，正面辟门，门为栅栏版。殿内外有沙弥十余人，有的盘坐，有的合十伫立，有的在殿旁走动。西壁绘一道观（残），周有回廊，正面辟门。院落以墙分为前后两部，墙上辟门，以便两院相通。后院有殿一座，仅余一角。殿内外有道士女冠活动。前院有双阁，一阁内悬钟一口，旁有道士作撞击状；另一阁余局部，道观外有两名劳动者肩扛重物向道观大门走去。

4.墓室壁画

西壁上部绘马厩及草料库（残）：有五名牧夫牵看，赶着一群马从马厩内正向外出。马厩的对面绘草料仓库。墙内前后并列两排库房，有数名男仆肩扛沉重的草料袋正往房内搬运。

北壁东部绘庭院一座，因墙倒仅存局部。正面辟门，西边一门，门两旁各列戟一架，每架插戟七根，左右廊房前各立门卫二人。东边一门残缺，院内左上角绘台阁、山石、树木。贵妇和侍女正在游园。院内的左下角绘乐舞一组。五名跽坐的女伎分别持竖箜篌、筝、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笙等乐器在演奏。乐伎前有一舞伎，因残缺仅能看到舞裙的一角飞动。乐伎后立四名侍女，一捧杯、一持竹杖、一持弓、一拱手侍立。根据乐伎所持乐器看，当属龟兹乐。这是统治阶级过着管弦歌舞的淫乐生活的一个侧面。南壁下部（墓室门两边）绘两幅侍女图，其它画面模糊不清。

（二）石刻

龟型墓志：长1.66、宽0.96、高0.64米。兽首、龟身，四足趴伏于长方座上。从残存的颜色看，全身彩绘贴金。 龟志以龟背甲为盖，篆刻“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的阳文十六字，边饰为龟甲、联珠、蔓草等纹样。龟背甲下阴刻楷体志文31行，每行37字，共1071字。

志不知何以作龟型？可能取“河图”，“龟书”之意。志文说：“惧溟海之为田，倘佳城（即墓地）之见日，式铭贞石”，“泉龟是学”，可资佐证。

石门：两颊柱及槛为减地阳刻的抱合式，波浪式丝草纹；门楣为丝彩贴金的浅浮雕大兽面；双扇外面为绘彩贴金的浅浮雕朱雀，里面为阴线刻天王象；蹲石上坐双狮，并有线刻忍冬、动物纹样。

石椁：外部为浅浮雕并绘彩贴金的四神、武卫、文武侍从、骑龙驾风的仙人等画面。里面为阴线刻的乐舞、侍女、内侍、男女侍从、星相等画面，椁底四周为阴线刻十二生肖像。

舞伎图：位于椁内西壁北部，由六名女伎组成，均头梳双环髻，身穿窄长袖内衣，外套方领宽袖襦，束拖地长裙。六人分作三列，两两相向，翩翩起舞。根据其缓步轻移，腰肢微曲，展袖助势的柔软舞姿看来，当属软舞类。

坐部乐伎图：位于椁内北壁，紧靠舞伎图，当是舞伎的伴奏，共有女伎十二人组成。均头梳低螺髻，着窄袖上衣，束长裙，披巾，跽坐演奏。十二人分作三排，所持乐器是：竖箜篌、直颈琵琶、曲颈琵琶、筝、笙、横笛、排箫、筚篥、铜钹，、答腊鼓、腰鼓、贝。

立部乐伎图：位于椁内东壁南部，山十二名女伎组成。女伎服饰与上略同，站立演奏。十二人亦分作三排，所持乐器是：笙、排箫、竖笛、铜钹、横笛、筚篥、琴、筝、曲颈琵琶、直颈琵琶、坚箜篌。

坐部伎的箜篌未画弦，立部的箜篌画十六根弦，与《旧唐书音乐志》所说“二十二弦”不符；乐人把箜篌竖抱于怀，两手用拇指和食指相摄齐奏，此种奏法当是史书上所说的“擘箜篌”。两部伎乐图上的排箫都是二十一管，与《文献通考》说的“燕乐箫二十一管，清乐箫十七管”的燕乐箫相符。《旧唐书·音乐志》说：“案旧琵琶皆用木拨弹，太宗贞观始有手弹之法，今所搊琵琶者是也”。此图上的琵琶仍用木拨弹，可见贞观时用木拨弹法亦极盛行。坐部伎图上画的铜钹较大，当为正钹，立部伎图上画的铜钹较小，似为和钹。坐部伎图上的第一排第二人右手持一壁很薄的圆板状鼓，左手持杖作击鼓状，此乐器罕见。《通典·乐四》说：“答腊鼓制广羯鼓而短。”可见答腊鼓的特点是鼓壁短，面宽。而此图中所示平圆板状鼓，故疑为答腊鼓的一种形制。左手击之以杖，可能是答腊鼓的另一种奏法。这种说法妥否，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上述两部伎乐图所示乐器性质看，没有悬钟、编磐，可见不是雅乐和清乐以及由清乐演变来的法曲，无疑属于燕乐系统。《旧唐书·音乐志》说，龟兹乐的乐器有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钹一、贝一。而图所示的乐器多与之契合，当属龟兹部乐。

鹦鹉纹提梁银罐

（三）随葬器物

在小龛和墓室内共出土陶、瓷、金、铜、铁、玉、料、玻璃等质地的器物333件。大部分为彩绘陶俑及生活用具。

彩绘陶俑：全系模制，陶质坚硬，呈桔黄色或灰色，上涂白粉，然后绘彩，有的并贴金。陶俑的种类有绘彩贴金武士俑（残缺）、镇墓兽、男侍立仪仗俑、男骑甲马武士俑、男骑马鼓吹俑、女持立俑、女舞俑、女骑马俑等。

陶家畜：有彩绘贴金的驮马、马驹、身备鞍鞯马、驮物和没驮物的骆驼、猪、狗等。

陶瓷器：有灰陶罐、黑瓷碗、四耳白瓷罐，其中一件瓷罐的肩部有对称的四朵圆形联珠纹黑花，还有一件深青色瓷壶（残），带有橙黄色窑变。

金属类：有金带扣、金饰品、铜碗、铜镜，其中素面镜2件，十二生肖镜1件，重列神兽镜1件（残），还有鎏金铜泡钉、带钩、铁锁等。

其它：还有玉珠、料珠、玻璃瓶（残）等。

上述随葬器物中有绘彩贴金甲马俑，在唐代基张中仅见于唐懿德太子墓。根据《新唐书·仪卫志》载，它是皇帝的翊卫，但有殊勋者亦可备有，如唐太宗战胜王世充后，于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按李寿的官阶，似不应有绘彩贴金甲马作为仪卫，可能是特殊的赏赐，正如志文所说，太宗当了皇帝曾“优礼元功”，李寿获得“车服以庸”的优厚待遇。

陶家畜类中的马驹也较少见。此当是象征马牧的发达。作为作战主要工具的马的繁衍，也意味着统治者实力的扩大，所以世家贵族对养马特别重视。

陶瓷类中的四耳联珠纹黑花白瓷罐，是少见的新工艺。

重列神兽镜：过去在西安东郊坝桥457号汉墓和乾县六区汉墓中发现过，当是东汉镜。

玻璃瓶（残）：一为淡黄色，一为翠绿色，半透明。经土蚀，表面起还原变化，透出银白色光彩，这说明唐初玻璃手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平。

李寿墓是我省目前发掘的唐墓中时间最早的一座墓葬，出土大批精美的壁画和石刻，而龟形墓志和装修可以开合的石门的石椁，在考古史上非常少见，是我省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为研究唐初的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

1、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多承袭前代风格。

唐代初年有关经济、政治的重要设施多沿袭隋制，但是也有兴革，以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李寿墓的形制与文物也是如此。

例如：

（一）李寿墓为单室、多天井（五个）、斜坡墓道，石门位于甬道中部，棺置于墓室西部，俑置于墓室东南角和小龛内等都与开皇二年（582年）李和墓， 开皇二十年（600年）独孤罗墓，大业七年（611年）姬威墓等相似。而墓道的隔梁收分大，致使过洞的横断面呈梯形，天井东西壁横断面呈“U”形，门墩石上雕石狮等和李和墓完全相同。

（二）陶俑的组合因被扰乱，情况不明。但就造型艺术而言，如模制、敷粉绘彩；男俑脸形方圆，女俑清瘦；马体肥硕等等，都和李和等隋墓乃至北齐，北周墓葬中出土陶俑的风格相近。而和盛唐的男女俑面颊丰满，马劲健有力不同。

（三）从壁画的题材看，出行图、狩猎图、庄园图以及反映佛道思想的画面等，都是汉魏、南北朝墓葬的壁画和石刻中常见的题材。壁画和石刻中人物的服饰和敦煌石窟中的隋代供养人的服饰基本相似。装饰图案中的大型忍冬纹样，和敦煌北魏时代龛门纹样相近。

（四）石椁外部刻四神、十二生肖、武卫等，以及雕刻技法都与隋李和墓相近。象浅浮雕的画面，人物的外廓为减地阳刻，细部用阴线刻或用笔描画，显然是承袭了东汉以来的墓葬石刻作风，而为盛唐所少见。盛唐的墓葬像章怀、懿德、永泰、韦泂等墓的石椁画面都是线刻，李寿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反映的艺术风格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也有创新，如装修石门的石椁，壁画题材中的列戟图、内侍图、大幅巨制的构图法等都为前代少见或未见。有此则为盛唐所沿用。

总之，李寿墓的壁画、石刻等作风和墓葬形制在唐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2、对几件文物和几幅画的分析

（1）墓前石刻.

《封氏闻见记》卷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柱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李寿墓前的石刻与封氏所记完全契合。初唐的一些大臣墓如显庆三年（658年）的尉迟敬德墓、龙朔三年（663年）的郑仁泰墓、总章二年（669年）李勣墓等都有石羊、石虎。可见封氏所记是有所本的。

至于贞观九年（635年）的李渊献陵的四门有石虎，可能是唐初皇帝陵园建制未固定，到高宗死时建造乾陵后，皇帝陵前的石刻基本与乾陵同，再无石虎。所以石虎、石羊可以看作是人臣墓的标识。

（2）门前列戟。

列戟最早见于《隋书 柳彧传》。李寿县的列戟图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形象记录。《唐六典》卷四说：“……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以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

李寿为淮安郡王，从一品，应列戟十四根，与图所示正符。陕西发掘的唐墓壁画中常见列戟图，但戟架旁都无廊房，而李寿墓天井的列戟图带有廊房，尤其墓室北壁画的戟架放在门两旁廊房的前边，此当是门旁列戟的真实记录。元稹诗说：“步廊回合戟门深”，似即指此。“唐制，侍御亲兵及殿前两司，号曰三衙，三衙番上分为五仗，……皆带刀捉仗，列坐于东西廊下”。可见廊房是门前仪卫列坐的地方。唐代不仅公府门前列戟，而且私第门前也列戟，李寿墓的列戟图可作证明。

（3）坐、立部伎。

唐代的乐舞分为坐、立二部起于何时？《旧唐书·音乐志》说：“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之旧，用九部乐，其后分为二部”；又说：“武后称制，毁唐太庙……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前者说“其后分为二部”，时间含混不清; 后者似说武后时分乐为坐、立二部。而《文献通考》（卷一、46）则说“元宗时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总之，文献记载歧异甚多。李寿墓石刻画的坐、立二部乐图的发现，证明贞观四年已有坐、立二部乐。这对《旧唐书》所说的“其后”二字作了限制：不是在贞观四年以后，而是在武德元年至贞观四年之间。《旧唐书》列传十记载：武德七年（624年）李渊赠河间王孝恭“甲第一区，女乐二部”。此处疑指坐、立二部。如此点不误，那么在武德七年乐已有坐、立二部之分。确切始于何年，尚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

隋和唐初的音乐有雅、俗之分。雅乐是儒家复古派所尊崇之乐，随着奴隶制的消灭已变成死的音乐。唐初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但仍无法挽救雅乐的衰亡。俗乐主要是指燕乐而言，尤以属于燕乐系统的龟兹乐流行最广，影响最深，享宴皆用之。李寿墓中的三幅伎乐图均为龟兹乐，就是明证。

（4）墓志。

《封氏闻见记》卷六说：“（王）俭所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按此，似乎说写志文要“文与人符”。看了李寿墓志，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李寿于武德二年同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作战时，明明被打得“全军陷没”，且当了俘虏，而志文却吹嘘为“禁令肃清，仁惠孚洽，扶老携幼，动色相趋。”

武德四年，李寿同刘黑闼作战时，“望风皆破”，“皆为（刘黑闼）所败”；而志文则说“累致克捷”，真是弥天大谎，极尽歪曲历史事实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