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样加在一起统称三公消费，去年，全国人大办公厅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中透露，仅，我国三公消费一年的开支居然达到了9000亿，数额之大超乎出各界的意料之外，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强烈不满。
刚刚闭幕的两会中代表们的提案议案也不少涉及了人们关注的“三公消费”，温总理在在政府关注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治理“三公消费”，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截至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央部委没有公开“三公”消费。从已公开的部门来看，审计署的数据最详细，其他部门则比较简单，而且，一些部门的“三公”消费不降反升。
让“三公”支出透明化，是预算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就一直关注该方面的进展情况。在实践中，由于长期把政府预算看作国家的机密，只有少数领导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大众根本无权知晓，“三公”消费的公开也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其实，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从当前公布的部门来看，“三公”消费很多与政府的履职并没有多少关系，纯粹用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非生产性”消费，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或许正鉴于此，更多的中央部委到现在迟迟未能公布“三公”支出。这对政府的公信力和中央的权威是一大损失。因此，如何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接下来就成为我们需要从制度上考虑的事情。
此外，还应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公开以及公开后对所存问题的改进。乐观来看，由于有国务院的规定、舆论的压力以及已公开部委的“榜样”，相信其他部委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最后都会公开自己的“三公”消费。但如何公开、公开的质量怎样，却是大可讲究的。已公开“三公”消费的部分部委，除审计署外，公开的项目非常简陋，明显有应付性质，这样的公开不利于民众进行监督。必须有对公开项目的进一步细化和说明，以防止在“三公”消费公开上做手脚、玩花样。
另一方面，仅有公开而问题得不到改进也不行。如果年年公开，年年存在同样的问题，就如某些审计查处的问题一样，这样的公开意义也不大。包括“三公”在内的预算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工夫。
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过去中央治理“三公”消费效果之所以不彰，一大因素是惩处环节不到位。
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目前公开的内容还很笼统，应该完善预算科目，细化具体项目，特别要严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笼统化、模糊化“三公”支出，能列入相关细目的必须列入，不得化实为虚，化零为整。同时，公开的模式、说明等，也要做到“通俗易懂”；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专项资金等全部财政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各类预、决算全部公开，包括每年审计出的有问题的资金项目，以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最后，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近年来，随着预算民主化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预算公开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正如温总理所说，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进展不平衡，公开还不够细化，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必须从整体上有严格的制度、措施安排，从而确保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