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悄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将中国视同“利益攸关方”到提出“中美国”、中美两国集团，并逐渐过渡到“战略再保证”。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摘要：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对冲战略;利益相关者;军事围堵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1―0002―08
2005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战略的大辩论，主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对抗论者”、“融合论者”激烈论战，从“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到“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一而足。各大媒体、各著名智囊机构出现了“中国热”，国会参议院将继众议院之后也成立“中国连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浮出了水面，内涵清新而沉重。
一
美国在专注于反恐，特别是在深陷于伊拉克两年之后，一些精英突然意识到反恐是一时的，关注战略挑战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中国在此期间“不道德地”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战略疏忽，经济迅速崛起，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对此，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而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则是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强烈不安感。
包括鹰派在内的美国人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在一次专访中说，美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即美国可以让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强大，但军事上绝对不能同美国平起子坐。归根到底，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一个在美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义务的地区崛起的大国充满疑虑、恐惧和戒备，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并且可能会加剧地区不稳定，引发冲突与战争。美国在冷战后时期起主宰作用的首要目标是要防止再度崛起一个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对峙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的立论基础是，中国崛起后的实力、前景、意向和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和美国的朋友，也可能挑战霸权而成为美国的敌手。这些特性已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关键要素。因此，既合作又竞争，把接触、束缚和围堵机制相结合，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特征。其核心是：通过融合使中国成为所谓“民主国家”;采取措施，尤其是军事措施，防止中国强大后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目前，这两个方面分别由国务院与国防部加以实施、平衡、互补，即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美国式民主社会，国防部要让中国打消扩大地区军事势力的念头，两者在布什政府汇成完整的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和态势是，同时应对两国关系中最好和最坏的两种发展可能性，争取最好的前途，对可能出现的对决稳操胜券。就目前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置于竞争因素之上。这是对华战略大辩论之后华盛顿对华战略的基石，也是我们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认知。
对华关系是美国百年外交的新课题。中国不同于美国以往碰到过的任何一个大国，或是盟友，或是敌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拥有庞大市场、奉行多边主义外交、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军事迅速现代化并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拥有异质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中国，必然成为美国战略家的远虑。这主要基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性质。但就中国对外战略、政策与行为而言，则另当别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口中国人民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同时，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军控、维和、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美两国已经建立起密切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经济领域的分歧，在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防止禽流感等全球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是在全球整合的历史大趋势下，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美两国获得的全球合作空间，它具有完全正面的全新意义，具有无限拓展的空间意义。从构建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到引人注目的合作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抛开政治分歧与美国交往、合作的意愿，从未直接对美国构成挑战。但是，美国怀疑根据实力或行为推断中国意向的可靠性。在一种像中美之间这样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关系中，在美国的一种对中国非常情绪化的不安中，有多少是对一个真实威胁的合理反应?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美国总统布什用“复杂的关系”来概括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对此解读，说“错综复杂”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词，不如之前用的“坦诚和建设性”关系那么正面。这个词暗示中美关系有好有坏，关涉面很广。布什话语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感受错综复杂，百味杂陈。
一年来，在美国围绕着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终于尘埃落定，在国会的催促下，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结构。
二
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埃文・梅代罗斯指出：“美国选择的应对办法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对中国在亚洲的崛起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的政策，从而导致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保险战略。”这种对冲战略一方面强调把中国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包含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强制政策。
赖斯人主国务院之后，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力重心从国防部转移到了国务院，由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掌管。“佐利克深得赖斯信任，赖斯则深得总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务实。赖斯强调，美国的外交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潮流，重视价值观和原则。这虽然也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我们是针对现实的动向采取对策。她倡导以实用理想主义或现实理想主义作为政策指导，其中隐含着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型。
融合政策是美国七届政府共同的对华政策的主要政策宣示，其目的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成了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华政策重要讲话，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他强调，中国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他指出，冷战时期以及19世纪欧洲的均势政治的模式，不再适合用来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国内工作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认同。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围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做好两手准备。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佐利克承认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他特别强调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要调整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这篇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政策演讲，表达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主导性看法、对华战略的基本方向与构想，以及对华政策的新思考：1美国对华融合政策的重点转移。过去的政策重点是尽可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现在转向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益相关者，分担责任，与美国一起维护这一体系，这是佐利克讲话的主旨。佐利克在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后发表声明重申，美方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享有利益的参与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支持、适应和促进使中国取得成功的和平的国际体系;2美国尊重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但强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不要挑战美国的利益。中国要与美国建立深厚的关系，不仅需要“共同利益”，更需要“共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终极底线是，中国必须融入美国的价值体系与游戏规则;3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仍然会做好“两手准备”。佐利克发表布什政府五年来“最全面的对华关系宣言”。在其讲话的基调中，极力突出平衡性，存在着积极因素，美国至少在战略上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这是判断美国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对华新思考的关键。这为进一步拓展中美关系塑造了战略空间。2005年7月19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鉴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挡，美国正准备对中国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以降低两国之间可能因错误评估而引发的危险。新的外交方针将突破以往集中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模式，在更大的战略框架下审视美中关系并与中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中美战略对话就是这一外交方针的产物。这一走向清楚地表明，华盛顿认为融合中国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利害关系日益增长。“目前美国的政策是要防止在这方面出现倒退，鼓励中国的行为朝着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然而，美国的一些中美关系专家也指出，尽管布什政府极力想将影响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可能会越来越多。
三
埃文，梅代罗斯认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进一步束缚在现有的准则、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形成其不断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美国政策还包括隐含的竞争和潜在的强制政策，以阻止中国挑战目前的地区安全秩序并威慑中国不敢利用强制手段和、或武力寻求它目前或未来在亚洲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比如收复台湾。”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有一个共识，即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决不允许在台湾动用武力，布什政府中前五名人物都认为中国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
最敏感的莫过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速度加快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美国对中国未来实力和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加深，尤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其霸权地位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对其亚洲主导能力产生影响。因此，美国对冲战略的强制因素就凸显出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新的大国结盟战略、一系列军事调整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崛起的。这是一种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著名防务评论家平可夫断言，全方位的围堵依然存在。
2005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说，既然没有国家在威胁中国，那么人们必定想要知道为什么它还要增加军费?为什么还要继续大肆采购武器?为什么还要继续频繁地进行军事部署?次月，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强调，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并称中国目前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威胁。但中国仍在大幅度增加军费，特别是加强力量投放能力的经费口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步伐及范围已经危及地区性军事力量平衡。国务卿赖斯也公开批评中国的军事力量日趋壮大而且军事政策不透明。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高层围堵思路的体现。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主席施奈德早在2004年11月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调整的目的是应对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军队。
美国在军事上压制中国的努力，循两条路径进行：其一，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永久优势，以维持差距，并抵消中国未来的强兵之举。除了美国自己继续封锁军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外，还对欧盟、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售华武器问题保持高压态势。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一旦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那么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以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其二，通过调整军事部署和联盟政策，对中国形成军事围堵之势。
美国致力于扩大和强化同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崛起一直怀有忧虑的大国安全合作的双重努力――既扩大合作范围，又提高合作质量。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并不完全跟抗衡中国有关，例如合作反恐、防止核扩散、维护海上安全等，但目前的重点是吓阻中国。通观20世纪，美国始终利用地区性大国来制衡或围堵欧洲和东亚潜在霸主的崛起。然而，当地区性大国无力担此重任时，美国就会直接武力介入和强化军事联盟，来对付这些潜在的霸主。目前，美国希望借助日本和印度来作为亚太的支柱，日本、印度和美国、英国一样，远离欧亚大陆而又在该大陆拥有重大利益，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传统形象和美国的要求，加强同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主要盟国的关系，将形成对中国的结构性限制，是防止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霸权的最佳途径。拉姆斯菲尔德把“如何影响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作为防务评估的核心问题。国防部把“影响主要国家的战略方向”作为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美国在2005年提升了与日本、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准备在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安全架构。裴敏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国防部目前由鹰派控制，采取的是完全从军事上围堵中国的策略，如加强东亚军事同盟，加强在东亚驻军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军事部署等。佐利克公开承认，美国加强同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国采取的对冲战略。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最重要、最长期的战略因素，是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对冲的核心。美国谋求同日本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促使日本加强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军事作用和外交参与。2005年通过两次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以及关于驻日美军改革与调整的“中期报告”，美日同盟实现了转型，由过去的“专守防卫日本”扩大到亚太地区，其中明确涵盖台湾海峡地区，进而超越亚太，走向世界;加速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一体化”。日本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帮助维持美军在亚太的部署，协助美国对亚太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干涉。这意味着“周边有事”的概念已被突破，美日同盟更像亚太秩序的战略管理者。
在东北亚区域，美日同盟的对华围堵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日本已经正式允许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进驻日本，美军将在韩日部署新一代的F-22“猛禽”战斗机，大幅提升空中优势。“爱国者Ⅲ”导弹将在日本生产，美日将在东北亚部署一张防御中国弹道导弹的网，并在情报、资讯、通讯、管制、指挥等领域实施一体化，美国负责攻击与战斗，日本负责战时补给安全，并提供机场与港口支持。双方将明确各自的分工和作用。美国为此支持日本修改宪法与相应法律，使日本可以扩大军事潜力，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把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方，建立以冲绳岛为核心的基地链，在此基础上完善西南列岛的防卫体系，考虑在距台湾460公里的下地岛派驻战斗机，进行联合操练，并继续作为驻日美军战机“扩大行动范围以及迅速反应的战略平台”。2006年伊始，美日举行了“夺岛”军事演习，假设远离日本本土的西南岛屿被“敌人”占领，美日联合发起两栖登陆攻势，夺回失岛。日本媒体指出，美日首次联合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矛头指向中国，以加强对中国未来可能进攻*********等的防卫态势。东京的防务评论家表示，防卫厅实际上已把中国当做最大的“假想敌”。日本决心加入美国制止中国崛起的大战略，通过与美国结盟，阻止中国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郑永年指出，“一个毫无外在制约具有无限扩张性的美国霸权，加上一个内心极度不安和不自信的日本，再加上一个想依赖美、日的力量在自保的同时推进独立运动的台湾，使得美、日、台同盟的雏形已经跃上纸面。实际上，美、日、台之间的军事整合已经发展多年”。平可夫认为，“在遏制层面，美日遏制中国的步伐有升级的趋势。今年以来，遏制的方式由过去的以‘威慑为主’向‘实战要求’转换。因此，对一连串的部署进行了调整。美军也悄悄改变传统的‘重欧轻亚’的部署方式，把最新型的远程投射武器最先部署到亚太区域，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在美军的战略考量中，中国已取代苏联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对象和研究对象。
中央情报局认定，印度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布什政府与印度“扩展战略伙伴关系”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一支世界的主要力量。近年来，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迅速深化、细化，用民用核、空间和高技术转让“三位一体”加以充实。同时，两国军事关系也在逐步改善和加强，美国积极推进与印度广泛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具有正式联盟性质的特征。除了举行军事演习外，美国向印度出口了包括远程雷达在内的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还要出售“爱国者Ⅲ”导弹、“猎户座”反潜侦察机、F-18战斗机等高技术武器系统。美国还授权以色列向印度出售“费尔康”机载预警系统，而之前它却阻止以色列向中国出售该系统。两国还签署《印美防务框架协议》，深化防务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关于“印度和美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条款，在印度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议。
美印关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极力拉拢印度，主要出自战略和地缘政治考量。国务院高官尼克拉斯・伯恩斯说，如果分析一下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你将发现今后三、四年的最大变化将是美国重新将焦点对准南亚地区，尤其是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印度战略冲突管理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制衡中国是美国对印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中，印度有着重要作用。布什政府试图拉拢印度，与其建立密切的军事及战略关系。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的亚洲同盟结构中，美国将为印度提供核心地位。美国还伸出了另一根“胡萝卜”：让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一项长期战略，将正在崛起的印度与日本栓在一起，进而把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囊括进来，组成一个战略网，以便抗衡中国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力量。然而，美国能否如愿建构起美、日、印制衡中国的格局，尚在未定之中。
美国《国防新闻》报道，2015-20200年间，美国需要为六个危险区域备妥应对方案，其中之一就是东亚中国军力的崛起及台海对抗。依照美军的军事逻辑，顺着韩国一日本本土-冲绳-台湾到东南亚，一个“第一岛链”上的半围堵圈俨然成形。美军情报估计，中国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有鉴于此，美军在“第二岛链”上布防重兵，而关岛作为美军西太平洋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战略前沿基地、兵力投放中心，正处于第二岛链的防御中心位置，进则可以遏制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退则可以在中国海军崛起的面向――太平洋方向竖起屏障，使其难以实现走向大洋的“蓝色战略”。美军太平洋军事部署表现出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向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西进的趋势。关岛之所以重兵调防并作为美军的“太平洋枢纽”加以重点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其军事上围堵中国的战略价值，它将对中国前沿和周边环境产生关键性影响。继驻韩、驻日美军开始南压之后，美军便大力加强关岛的军事部署口关岛成了美国几条战略线的交汇点：东亚重点从朝鲜半岛向关岛方向南移，太平洋战区基点从夏威夷向关岛方向延伸，欧亚大陆的战略重心则从欧洲向亚洲方向移动。如果将这个围堵圈上的美军基地与中亚、中东、东欧的美军基地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压迫中国的战略弧形地带。近年来，美军一直在这条弧形地带上“靠前威胁”，必要时“先发制人”。美国在战略弧线西段压缩中俄的战略空间，在南段主要依靠印度进行战略牵制，而西太平洋的军事调动则属意于这条战略弧线的东段，这是战略重心所在。美国国防部将美军作战半径划定为1.8万公里，随着美军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军事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关岛、嘉手纳基地为支点的驻亚太美军，将作战半径延伸到整个中国东北部地区，驻东欧、中亚基地的美军的打击范围则深入中国新疆腹地。
四
美国对中国奉行对冲战略充满着复杂性和危险性，如果台湾问题、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有可能导致逐步偏离目前相对平衡的状况，发生敌对冲突甚至军事冲突，以致走向彻底的战略对抗。
造成这种潜在复杂性和危险性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误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录中表示，中国崛起不是可以用军事手段或意识形态的对抗来应对的挑战;想教中国应如何在世界行事的愿望是错误的;中国崛起涉及的是经济挑战，而不是希特勒那种程度的侵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院长戴维・兰普顿称，中国的崛起代表综合性的挑战，部分属于军事领域，但主要属于经济和知识领域。这种挑战是一种逐渐展开的、多方面的事态发展，将持续数十年，比曾经的美苏竞争更有建设性。但是，中国构成的挑战完全不同于苏联，它提供的可能性要积极得多。中国崛起的意义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应对。他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避免将它的回应过分军事化;现实而建设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
美国对华战略对冲的两面性的根源，是布什主义的新发展――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因此，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这项任务并非主要由军队来承担，但美国会在必要时依靠军队来保护美国和美国的朋友。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战胜特定的威胁而传播民主。“布什教义”从一个侧面把美国对华战略的双重取向表露无遗：以民主发展为最高目标的新的融合政策，与防患于未然的军事围堵的完美结合。这在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战略思想中都有现成的答案。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是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起者之一，他在美国大选结束刚三天就为第二任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重点，包括为确保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的大战略，采取同中国等对抗的新姿态。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之大成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勾勒出民主现实主义务实的和战略性的形式。他强调不仅靠公共外交和民主化计划，而应充分利用这一单极时代，放手使用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威胁。美国必须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保持警惕。实力应该用来在全球促进自由。新保守主义者早先鼓吹“中国威胁论”，而现在则在忧虑中国崛起的同时，关切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民主化进程。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人的最新行动和言论表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概念开始转型，对华态度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