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少数人知道外，连蒋介石安置在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特务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消息。然而，张、杨将要发动兵谏这一天大的秘密，居然被千里之外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得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以下是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希望你喜欢。
西安事变的时间介绍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策划前被发现
蒋介石对其军队的控制、防范是非常严密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心腹曾扩情和晏道刚安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身边。
据曾扩情自己说：1936年9月初，我见张学良和东北军对“剿共”产生动摇，不与红军作战，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同时还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与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
当时，蒋介石为处理两广事变正在广州，住在黄埔岛上。曾扩情还亲自到广州，当面汇报并将报告交他亲阅。“西北剿总”的调查科长江雄风报告得更为详细，连东北军平时对国民党与蒋介石发的牢骚，讲的怪话，什么人与张学良来往，甚至张学良与谁在一块吃饭等行踪都一股脑儿报告给蒋介石。对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情况侦探得也很详细具体，报告的内容除了与张学良相同外，对杨的部队中有多少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情况、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情况也都报告了蒋。
蒋介石有时也将特务报告的部分情况转给张学良，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信任，其目的之一是让张学良感到他的大度;二是让张学良答复特务密报的问题;第三也是告诉张学良，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蒋介石所进行的特务活动，给张造成了很大的惶恐与心理压力，这点从张学良在1936年7月20日给晏道刚的亲笔函中可知：
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8月里的一天，晏道刚到南京去见蒋，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适逢当时蒋介石正在听蒋廷黻讲白皮书的意义，蒋让晏在办公室的外面等待，待蒋廷黻讲完，胡宗南又来向蒋介石汇报，胡讲了好久才退出。因胡宗南汇报的也是西安方面的问题，况且江雄风向蒋报告得更为详细，因此蒋介石对晏道刚的汇报已不重视，只是站在客厅门前听晏的汇报，晏讲了几句，蒋已显露出不耐烦，便对晏说，要东北军配合阎锡山向陕北与陇东的红军进攻，晏道刚本来想向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的动态，解释张学良的一些想法，由于蒋持这种态度，不能尽其所言，更不能消除蒋、张之间的成见，便返回陕西。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剿总”限期向红军进攻，并直接电令胡宗南一个军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的右翼，齐头推进，进攻红军。胡宗南得蒋介石的命令后，既不向“西北剿总”报告，也不听张学良的命令，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冒进，在山城堡被红军歼灭了近一个师。胡宗南部的被歼，像揪了蒋介石的心头肉，他震怒后又电斥张学良，声言要惩办王以哲。张学良身边有特务们的严密监控，现已遭军事上的失败与蒋介石的责难，上下为难，心情沮丧，数日不到“西北剿总”办公。
11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张学良到洛阳见蒋后，蒋冷眼相向，不容张讲话，张一提抗日即遭其痛骂。后张学良屡次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劝谏、苦谏乃至哭谏，都遭到蒋介石严厉拒绝，他甚至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在以惯常手法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进行兵谏。
对张学良、杨虎城将要举行非常行动，识之者有之，这个人就是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钱公来。钱公来，字希古，辽宁黑山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郭松龄倒戈反奉，郭失败后被关押，出狱后在东北大学任教授，是国民党东北籍老资格的党员。钱公来于1936年12月初从北平跑到南京，对时任民众训练部长的周佛海说：“张汉卿已和共产党妥洽，你知道吗?”周佛海回答：“我一概不知道，这恐怕是谣言吧?”
钱公来说：“事情确凿，张汉卿入陕之后，给共产党打了几次败仗，损失了好几万人，此后他的东北军见了共产党差不多望而生畏。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又有两个近因，第一个是自张汉卿离开北平，他的底下许多人失了业，譬如王卓然他们就加入了人民阵线，有人还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这班人早已钻入陕西张汉卿幕下，自命为东北军的新派，日日怂恿张汉卿‘左’倾。第二个原因是五全大会张汉卿提出王树常和他的秘书为中央委员，然而陈立夫选出不知名的CC系派人物，使张汉卿和他底下的人都不满，这班失意的先生们更日日怂恿他反对南京。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汉卿个人，也应该设点法，周先生，你和汉卿是好朋友，所以我请你有机会劝劝他，以免他走入自杀之路。”
周佛海进一步问：“他怎样和共产党妥洽?”
钱公来说：“东北军不打仗已大半年了，他们不打共产党，共产党也不打他们，听说他们还做军械的交易，东北军预先把军械埋在指定的地下，共产党来时一哄就走。等到共产党拿到军械，把购买军械的钱埋在原处，东北军又哄回来去拿，这样的交易，各得其所。”
周佛海问：“这样的大事介石毫无所闻吗?”
钱公来说：“这个我不知道，蒋介石也许知道一点风声，但知道又哪能奈何张汉卿?”
周佛海又问：“他们为什么不打共产党?”钱公来说：“他们主张抗日，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样下去，我看最近西安要发生事情……”
周佛海对钱公来的话将信将疑。恰巧12月8日，蒋方震由上海来到南京，他是应蒋介石的电召到西安晤谈军事，顺便到西北考察的。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到日本与德国学习、研究军事。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和唐生智等幕中参襄决策，对国内外军事知之甚详，料事如神，是国内外公认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兵学泰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顾问。
周佛海将从钱公来口里得到的张学良与东北军的情报告诉了蒋方震，并对他说：“你最好只到洛阳为止，再不要上西安，恐怕东北军旦夕有变，不要受那无辜池鱼之累。”蒋方震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式的消息，根本不相信，还是决定去西安。
11日，蒋方震从南京飞到西安。时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事大员云集西安，蒋介石驻跸在临潼的华清池，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围攻陕北红军，西安的气氛异常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战一触即发。
12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将蒋方震等国民党军政大员一网打尽，关进了西京招待所。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制止了内战，使蒋从内战的战线上转到抗战的战线上来。
月晕而风，见微知著，钱公来能从表面现象中预测到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宋美龄被警告
对于这一重要史实为何迟迟未予披露，周长临女士继续叙述：
“由西安返京后，铭三先生谓我曰：此事是否可讲出来?当时揣度铭三先生之意，我以君子约定，极度严守秘密，故连外子亦不知道此中曲折，委座既已出险，事情自可公开……故西安事变中此一关键，使廿五军南撤，张汉卿之于学忠等部队进入西安，接替西北军杨虎城各师勤务，使张能有实力保委座之安全，送委座回京。今我以垂暮之年……为西安事变史实，作一补述。”
由一个军官夫人调动大军，尽管她是奉令而行，但传出去的话，显是大笑话。国民党元老多以夫子自道，是不允许夫人干政的，即使贵为宋美龄，当时他们在南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西安事变，如何营救蒋介石时，也因为宋美龄其时不是中央委员就不让她参加，一度连列席也不允许。
对于蒋鼎文的斡旋，有多位“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发表不少文章，如蒋介石的侍卫长、同扣于西安的钱大钧、国民党中央党部驻陕西省特派员、CC派重要成员郭紫峻、西安行营参谋长李家鼐等等。
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争吵，宋认为你们这样飞机轰炸，会把“委员长炸死”;何应钦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宋美龄不要干预国家事务。为此宋美龄处于高度紧张不安中，她奔走呼号，寻求同盟者，然除了孔祥熙以外，应者寥寥。所以当蒋鼎文抵达南京后，宋氏兄妹决定去机场接机。
宋子文21日下午自西安回南京后，即与各位军政大员商谈，首先他要求宋美龄尽快去西安，以改变蒋介石流露出来“听天由命”的态度;其次，他告诉蒋鼎文、孔祥熙等张、杨所提四项条件应理性地讨论;其三，与何应钦、蒋鼎文商定，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戴笠等在次日再返西安。
宋子文向蒋鼎文请教了军事问题，请他从军人的角度看南京政府的军事安排。蒋鼎文明确地告诉宋氏兄妹，中央军“在12月26日前无论如何不会开战，因为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为此，他们商定尽量在圣诞节前和平营救出委员长。22日中午，宋、蒋一行乘机经洛阳稍停再飞西安。
当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时，宋美龄有几分紧张，她把护身的小手枪递给端纳，正色地说：“若张、杨军队滋扰无法控制，他们要对我侮辱有失尊严之时，请你马上用这把枪打死我。”端纳一怔，蒋鼎文马上过来安慰，夫人请放心，他们不敢出此异端。待飞机停稳后，张学良登机相迎。宋美龄告诉张学良，希望不要检查行装。张学良回答：“夫人何出此言，学良安敢如此。”
见到蒋鼎文下来，张学良拉住他的右手，同时用左手拍着他的肩膀：“铭三兄，你果然是条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
蒋鼎文巧妙地回答：“哪里!副司令是大好汉，我蒋鼎文是小好汉。”
张学良与宋子文、蒋鼎文及戴笠就此行的议题作了讨论，双方达成统一意见。蒋鼎文还向张学良递交了何应钦手书的停战条件，张学良认为在东北军方面做到并不难，唯现时中央军还在前进，偶然间的擦枪走火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
回到张公馆，天色已沉，未几，蒋百里来访，并告诉蒋鼎文：“兄之历史性文件指蒋鼎文致何应钦电文我已妥为保存矣。”蒋鼎文笑而谢之，蒋百里辞去。
蒋鼎文还与宋子文在一起商议，突然一声“铭三兄”的叫声使他们的讨论稍停，室内灯光有些朦胧，蒋鼎文见来人穿着件棉布军衣，脸上的鬓须有些长，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人说道：“铭三兄，一别多年，怎么不认识我啦。”蒋鼎文略显尴尬，怎么也叫不出名字来。那人便笑着说：“铭三兄，你好忘性，我是周恩来啊!”
蒋鼎文握住周恩来的手迭声叫道：“恩来兄，可是你啊!”又补充道：“想当年你是翩翩年少，一身西装革履，风度不凡的美男子。”
周恩来与蒋、宋作些交谈后就告辞了。
宋、蒋继续商议如何让中央军后撤的问题，因为刚在与张学良面谈时，张显得特别激动，他认为西安方面的军队未向东越进，而中央军则步步进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部队极有可能擦枪走火，一旦枪战发生，保不了会发生大战，如此所有奔走努力付诸东流，前景不堪设想。
宋子文请蒋鼎文拿主意。蒋鼎文认为，现在别无他法，为免交火发生，只有电请中央军后撤。蒋鼎文当场给孔祥熙、何应钦发出电文。
西安的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南京方面似乎并不知道谈判的内容和议题。12月23日，孔祥熙给蒋鼎文发了一封与当日谈判气氛颇不相融的电报，让蒋鼎文敦促张学良放人。电报口气非常之强硬，主旨是“先放人、再谈判”;而其时西安的要求是“先谈判、再放人”，并且要谈出结果签字画押再放人。孔的电文还进一步阐述，与在扣的蒋介石谈判，即便蒋容纳了他们的主张，中央方面也认为是“胁迫”所致，政府方面也不会接受蒋所答应的条件。他们似乎对蒋介石都失去了信任。
蒋鼎文、宋子文接到这份电报后认为，如按孔氏所述催张，那末谈判立时崩塌。二人决定不向张、杨催逼，继续以他们原定的内容谈判。
12月24日下午，蒋鼎文来到了蒋介石住处，在汇报完相关情况后，蒋介石手书了停战命令，并交付给蒋鼎文，让他即飞洛阳向前线将领下达，以此表示他对张、杨谈判的诚意。
蒋鼎文再次持蒋介石手令宣达洛阳前线停火，南京这方不再像上次那样磨蹭，而是令行禁止，全线停火。25日傍晚，蒋鼎文在洛阳迎候蒋介石夫妇一行的到来。接机时，蒋鼎文也见到张学良，颇感惊讶，连忙问：“汉卿兄，您怎么也到洛阳来了?”张学良不无幽默地答道：“铭三兄，我怎么不能来，我是到南京请罪去的。”
蒋介石抵洛阳后，要张学良下令释放被扣于西安的军政大员。当天晚上，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报，嘱他释放陈调元、陈诚、蒋百里、万耀煌等所有被扣人员，27日，这一干人被释。
在军事高压、政治谈判并重之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西安的局面，但他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期间，坚定地说明张、杨“兵谏”的和平主张，竭力澄清对西安的?a href='//' target='_blank'>种植皇狄ゴ??诠?竦持惺嗷?孛媲按笊?胶艉推剑?喾轿有???饷?埽??推浇饩鑫靼彩卤渥鞒隽死?沸怨毕住?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