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供大家欣赏。
_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_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5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1784年，莫札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這裡辟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窗前豎著莫札特放大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第一次看見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翻制為青銅版，嵌在小盒子裡，藍光照著，不象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為什麼我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摸。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臺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札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歲，海頓52歲，小夥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札特的父親秉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下雨了。半小時後我已停在舊城北端貝多芬家門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貝多芬定居維也納，長住35年，搬家又搬家。維也納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紀念館，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訪的MOLKER BASTEI 8號是他停留最久的一處，1797年移入，1805年離開，前後八年。從聖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約半小時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難忘而惚恍的一瞬，發生了：在門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從昏暗樓道走下來的幾分鐘，我像是一隻鬼，居然身歷其境想起《罪與罰》：當拉斯柯裡涅柯夫劈死了老婦和使女，躡手躡腳，逃離現場——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樓時我仿佛變成了他——忽聽得底下有人上樓來，他閃身躲進二樓一間空房。待來人說著話一層一層走上去，他竄下樓梯，溜出去，大門口沒人看見他。
這妄念僅只幾秒種吧，此刻也沒人看見我。怎會起這等奇想?我暗自驚訝。是懷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麼?仍是少年時代的上海，少年時代的閱讀，是舊上海哺育了我的歐洲想像，包括初聽貝多芬。初聽的時光，哪想到有一天真會走去拜訪貝多芬，到了他家，又豈料念及少年時代閱讀的《罪與罰》。
穿過毗連8號公寓的好幾重回廊，歡快的雨，家家窗戶綴滿入秋的爬牆虎，貝多芬的鄰居們躲在屋裡幹什麼呢。在對街的咖啡館擦拭滿頭雨水，叫了一碗湯，滿座沒人知道我剛才躲在貝多芬家的樓道，突發奇想。雨住了。繞回老公寓前門，我又一層一層上四樓，此前的閃念變得遙遠而不可思議。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聽見自己的鞋踩在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這一層全屬貝多芬使用。他們真如傳說中那麼貧窮麼?一架狹長的十八世紀老鋼琴，兩扇窗戶間豎著他咬緊牙關的青銅像：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尊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極了他。沒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裝置，客廳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剛搬來，或將遷走。門邊白牆特意留著一小塊殘存的壁畫，那麼，貝多芬住在這裡時被有壁畫的牆面包圍著——據同代人回憶，他晚歲的居室零亂異常，夜壺，手稿，破鋼琴，統統很髒——鄰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響，一排摁鍵標明十數曲精選的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機，刹那間，他復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現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氣揚揚，和絃齊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貝多芬在中國被准許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農村的火車上，華東曠野，春寒料峭，車廂裡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驕傲，低音和絃的齊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車輪的轟響——要是我懂五線譜，抄那幾句印在這裡該多好啊——劫難過後的大地，貝多芬不知道一個中國青年怎樣聆聽他，怎樣記得他。貼近雙耳的音效就像在腦袋裡爆發精緻的轟鳴，周圍靜悄悄。我在貝多芬家裡傾聽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牆。身後玻璃櫥櫃停著主人咬緊牙關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偉大的人，生命終止，性格猶然——貝多芬會想到有一天各國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這樣的器械聽音樂麼?我扭頭看他，真想說：嗨，路德維西先生!您聽聽，您聽聽!是啊，他的時代倘若有耳機，他興許能夠聽見嗎?
下午四點鐘了。我繼續走。舊城的更北端，街道漸漸平凡而淒涼——很想描述這一路，很難描述，一度我以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閉館時分，我走進這座十八世紀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豎著鐵制的杠杆，據說原先的住戶撤空了，辟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樺樹。他家在二樓第一間，門邊留著當年的灶台，灶沿灶頂是熏黑的牆。說明書交代這間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親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樣。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個孩子中的第十二個，1797年，貝多芬遷入今天我兩度造訪的大公寓，同年，在這裡，舒柏特誕生了。
本雅明說：一個35歲上死去的人，留給世人的記憶永遠35歲。這話意味深長。舒柏特死在31歲，戴著他那付眼鏡，胖胖的，一頭卷髮。臨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還試圖就教於西蒙·賽赫特，一位著名的維也納對位學家。經已創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還想請教對位學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聽他的第九交響樂，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寫，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從未聽過自己的交響樂交付演奏，效果怎樣——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們的樂音除了戴上耳機的一瞬。為什麼音樂記憶會在音樂家故居被中斷?他們的房間過於安靜了。但在舒伯特家，並非故意，心裡幾度掠過他的樂句：朔拿大，即興曲，第五交響樂的調皮的首句，《鱒魚》明淨沉浮，《魔王》的男聲從頭到尾顫抖著，還有，氣貫長虹的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至今我沒找見他最後一部漫長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樂章的驚人獨白，如縷不絕……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貴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貝多芬說話。歷史可能小舒伯特。浪漫主義是個似是而非的詞。有如父性與母性：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暫的性命裡多活了一場，古典音樂的架構與邏輯由他實現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潰散而支離了。
他的眼鏡在展櫃裡斜放著，他與年輕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畫，畫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它房間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單間空房只掛著他朋友當年畫的畫。莫札特的家訪客盈盈，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曠。我喜歡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為舒伯特，人的秉賦無可估量。記得他的人，自會記得他。有位男子與我同時進來，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燈開亮了，是尋常人家將要聚首晚餐的時刻。那灶台。樓梯角有一間偏房，如中國任何小單位的傳達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紀念冊和數量不多的牒。一個在第八第九交響樂中沉毅雄強的舒伯特，與這覆著井蓋的院子，與紀念館將要鎖門下班的時刻，何以對應。回到聖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遊客熙來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樂，但他們確曾活在人世，住在維也納。
_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回到绘画与音乐，19、18世纪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雄视全欧的文艺盛世，过去很久了。新兴的画展、演出及赞助系统在法奥首都次第茁育，画家们纷纷涌向巴黎，音乐家投奔维也纳;当初年少无知，我悬想的古典音乐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读了一点书，这才知道贝多芬中年的那个维也纳，已经步入资本主义时期，离得我们很近了：他们是欧洲历史崭新的人。贝多芬旧居便是当年的新大楼，想想看，这样的现代公寓，两百年前可就在维也纳到处起造了，其中住着“上升时代”的音乐家，只是电车、电梯还没来得及发明，难为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楼道和马车里上上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