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的个人家庭背景 对话徐静蕾的父亲徐子建

徐子建

人物档案：徐子建，今年74岁，知名演员兼导演徐静蕾的父亲，103岁抗战老兵徐成沄的儿子。他第一次尝试写作的非虚构作品《父亲的军装》，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话背景：

徐静蕾是演艺圈公认的才女，书法很棒，表演和导演也都尽展才华。大家都知道徐静蕾出生于北京，许多资料显示徐静蕾祖籍湖南。9月7日，徐静蕾的父亲徐子建携新书《父亲的军装》来到武汉物外书店分享，道出一个大家都知之甚少的事实——徐静蕾原来是湖北武汉蔡甸徐湾的后代。楚天都市报记者连日来专访了徐子建。

徐子建父亲——103岁的徐成沄，《父亲的军装》写的是他的故事

武汉蔡甸徐湾18户人家，跟我身上流的是同一支血脉

记者：以前大家都以为徐静蕾家祖籍是湖南的，这次听您说才知是湖北，具体是怎样的渊源？

徐子建：我的爷爷15岁从湖北武汉蔡甸徐湾出发，去到湖南湘潭，在那边做生意发家，后成为英国怡和船运公司的买办，徐家家业曾经盛极一时，但到我父亲那一代破产败落。身处贫困的父亲去当了兵，后来考了军医学校，走上了战场。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军医，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军医，《父亲的军装》写了父亲作为一名军医的成长和蜕变。

10多年前，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在父亲和母亲口述的基础上，遍查两岸档案，寻访故地。光是到武汉蔡甸徐湾就来了3次。

记者：以前从没来过祖籍地？是写这本书才开始第一次来武汉蔡甸么？

徐子建：2008年，我第一次到武汉来寻根，费了好多周折，找到武汉蔡甸一个18户人家的小湾落，当时汽车还不通。农田里有一片坟地，我心想“可能是我们徐家的”，“坟地墓碑上如果都是姓徐的话，我可能就找到老祖宗的地方了”，结果一看，大部分都是姓徐，而且跟我们家的辈分“祖德卓方成，子振家声远”也相吻合。

跟老家人见面后，感觉非常亲切。我跟这18户人家流的都是同一支血脉。我爷爷有兄弟六个，爷爷行六，除了爷爷从湖北去到了湖南，其他五个及后代都留在了武汉。

记者：《父亲的军装》中提到，徐家有11人参加了抗战。

徐子建：是的，徐氏家族共有11人参加抗战，中心人物是家族中的徐旨乾，基本上都是受他影响参加革命和抗战的。徐旨乾比我父亲大22岁，他也是“子”字辈，辈分比我父亲小。在他的电文中，称呼我父亲叫“家叔”。现在，武昌蛇山下还有徐旨乾故居，我去探访过。

爷孙三代合影

女儿考电影学院时，我还押中了题目

记者：《父亲的军装》，是出版之前就给女儿看了吗？让她给提意见了吗？

徐子建：之前她零零碎碎看过，主张我用平白的话语去写。我女儿在出版之前又看了一遍，她最早看的是《写在前面的话》，实际上是我最后写的。她看完后挺惊讶，觉得写得挺好。

记者：女儿的电影，您都是第一时间看了吗？有一部《我和爸爸》讲父女之间的矛盾，最终走向了互相理解和付出。

徐子建：女儿的电影，差不多是拍完我就看了。我和女儿没有电影中那么大矛盾。《我和爸爸》内容完全是虚构的，我的经历和电影里爸爸的经历完全不同，我在工业企业干了几十年。唯一相似的一个情节就是，走路都拿着《北京晚报》看。我有空喜欢去书摊买点新书，《北京晚报》是必买的，而且一路看回来。

我们家有一个阁楼是放各种书的，看完了就往上面一扔，书还不少。静蕾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就用上了。

我填报名表、简历的时候，心想教授招收学生的心理状态大概跟顾客买东西的心理相似，就借鉴了顾客心理学上的一些原则——顾客愿意跟自己认为的同一类人打交道。填表的时候，我注意突显孩子艺术培养的基础，比如她学过十多年书画。考三试《文艺理论》的时候，我猜到了题目，想可能会考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文艺理论。我们家阁楼的《文艺百科》上正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就背了这本书。第二天考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内容。

记者：您和女儿静蕾之间会有不理解的时候吗？怎么化解的？

徐子建：严格教育前提下，父女之间产生矛盾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逆反心理。我从静蕾2岁开始就对她进行严格的教育，一直到整个小学、初中阶段都不存在太多逆反心理。一到高中，情况就变化了。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家长就不应该再用过去的方法，在大的问题上把关即可。

父女、父子之间有天然的血统关系，家长所做的也是为了孩子成才。孩子是会懂的。而且早期教育产生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摆在那里，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记者：董卿、徐静蕾都是在爸爸的严苛教育下成才的。您觉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不是只能通过这种严苛的教育，才能改变子女的命运？

徐子建：教育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循循善诱，第二种强调严格，比如“虎妈”“虎爸”。咱们国家的教育传统还是强调严格的这一面，私塾中就备有戒尺。一些名人如贝多芬小时候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教导学生自觉地树立目标，自觉地去努力。

记者：您下海后基本上就没空管儿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下，女儿和儿子成年后性格、人生走向等方面差异大吗？

徐子建：栽什么树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你付出多大努力，就收获多少成果。尤其对孩子的早期教育，要有科学性，要求家长自己要看好多书。

上世纪70年代静蕾出生时，没有多少教育类书籍。我就去北京图书馆看一些老书，那些书往往是孤本，只能在那里抄写。

一个孩子最后的成就，看起来有一定偶然性，其实从根本上讲是必然的。科学的严格的早期教育，能决定人的一生。

徐子建在写作中

从工厂流水线到“跳海”经商，我的人生也是一部奋斗史

记者：听说您的这部家族史要写三部曲，第一部是写父亲的战争史《父亲的军装》，第二部写自己，第三部写子女教育。您个人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

徐子建：我16岁到北京灯泡厂当学徒，在流水线上工作，比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演绎的还要辛苦。我操作时坐的位置，半米外就有一个烤箱，上千度的火苗，保证箱内温度保持在400度左右。而烤箱的口正对着操作者。夏天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哪儿是天堂啊？能车间外面树荫底下呆十分钟，就是天堂了。

19岁的时候我当了设备维修工。20多岁我就成了车间主任。车间里有400多位员工。那个时候工作起来都是废寝忘食的。所以，长时间没有按时吃饭，胃就出了毛病。

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下海了。与其说下海，不如说跳海。自己只有100块钱，决心去办一个工厂。从朋友那里凑得1000多块钱，用600块钱从废品回收公司买了一些二手设备，开始了霓虹灯的生产。几年以后，在这个不大的行业里，成了领头羊。企业的业绩几倍于第二名第三名。后来产品更新换代，我年纪也大了。就退居二线了。

记者：您现在在您女儿的电影公司，还担任了董事长，平常管那些事情？

徐子建：在我女儿的电影公司鲜花盛开影业公司，我一直是法人、董事长。我的工作只是财务上的一些签字，并没有管更多的事。

徐静蕾早期的很多电影，制片人下面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是浪得虚名。

记者：很多人看完《父亲的军装》，钦佩于您这么大年纪开始写作，为了写这部书，不仅查阅档案，还去了许多战役发生地探访。

徐子建：我60岁之后开始着手写这家族三部曲，这个工作量不是五年六年能完成的。现在第一部出版了，第二部三十万字左右我已经成稿了。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家族史？从我爷爷、父亲、到我、徐静蕾这一代，小时候家境都困难——我父亲出生时，家里已经破产了；我小时候家庭变故，我30多岁才见到父亲；徐静蕾和她弟弟小时候，正值我在工厂上班和创业初期，家里也很困难，最后每一代人都靠努力奋斗改变了命运。

虽然教育孙辈主要是我儿子儿媳妇的责任，但作为爷爷辈的人，我希望我的勤奋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成长。前辈人应该为后辈人做出榜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通讯员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