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人物剖析，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

导言:​上个世纪是一个文艺流派众多的时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艺也百花齐放。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美学流派叫做“鸳鸯蝴蝶派”。对于这个流派中的大多数作品，张爱玲的评价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言”。

•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写的也是“都市小说”，那么，为什么她对同是“都市小说”的“鸳鸯蝴蝶派”有蔑视的意味？

在上个世纪之初，也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迎来了一个著名的流派，那就是“鸳鸯蝴蝶派”。这个派系产生于古代小说之后，现代小说之前，也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前，所以现在通常都把这个流派称为古代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这个流派由于主张文学是“消遣物”，并且除了少数作家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其余写的都是具有趣味性但思想空洞的言情小说，所以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被批判得非常惨，直到很久后才被承认其作品也有一定的进步性。

那么，“鸳鸯蝴蝶派”这个美学词语是怎么来的？据史料记载:“周作人先生在1918年4月19日在北大小说研究班上发表了一篇《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及《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既然“鸳鸯蝴蝶派”标榜文学的目的是具有消遣性和趣味性，那它的市场性怎么样？被周作人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的《玉梨魂》，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的记录。现在的我们可能听到《玉梨魂》等书非常陌生，毕竟我们不曾亲历过那个时代。不过，张恨水大家肯定是比较熟悉的，代表作是《啼笑因缘》，再版过十多次。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坊间还一度流传说刊登这个流派的杂志一出来，买的人都排着长队，堪比今天的一线歌星开演唱会。

那么，张爱玲及她的作品，与“鸳鸯蝴蝶派”有什么渊源？

在张爱玲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紫罗兰》杂志帮助她走向了更高的文学舞台。《紫罗兰》是典型的刊登“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杂志，其负责人是周瘦鹃。周瘦鹃同张恨水等人一样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他采用了张爱玲的稿件，被采用的两篇短篇后来收录进《传奇》。我们都知道杂志采用文学作品要具有风格相识性，所以，从这里就足以证明张爱玲小说在“表象上”具有“鸳鸯蝴蝶派”的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读过的朋友都知道，无论是我们熟知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中篇小说《金锁记》还是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从表面上来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内容差不多，讲的都是“男欢女爱”的故事，并且由于张爱玲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所以故事情节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对照“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畅销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市场如此之大。

张爱玲之所以会“蔑视”“鸳鸯蝴蝶派”，是因为虽然她的作品从表面上来看和“鸳鸯蝴蝶派”是相承的，但实际上她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度远超“鸳鸯蝴蝶派”作品。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张爱玲究竟有没有受到“鸳鸯蝴蝶派”美学的熏陶？从现在的史料来看，她自己从未亲自回应过。光从作品上来看，很难说张爱玲受到过“鸳鸯蝴蝶派”美学的影响。张爱玲承认自己的作品受到的是《红楼梦》的影响，我们看《红楼梦》这部作品时，发现其实它在表面上也具有言情性和趣味性，而张爱玲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红楼梦》的表面，还有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内涵。

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彼得·汉德克的获奖理由是：“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要想获得极大的成功，首先就是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独创性，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张爱玲，就是一个语言天才。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

以上截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想必就算是没有看过张爱玲小说的朋友，也听过这名言。寥寥几句，就把张爱玲在语言上的表现力、观察力展露无余。而她在文笔上的自成一派也成了她作品魅力的一部分。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从这段文字里，就可以看出张爱玲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上的深度，她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不是想当然，而是遵循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这个与《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 张爱玲是一个极其有艺术天赋的人，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在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创造上也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与“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有着质的区别。上面我们讲过，“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品的目的都是大众娱乐，所以语言平庸，在内容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媚俗性、主观趣味性和迎合大众性，大多数名家都认为这样的作品登不得大雅之堂。

除了在语言上有极高的天赋，张爱玲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也远超“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上面我们说过，《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算得上是张爱玲的“伯乐”。当时在他看到张爱玲的文章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她的文章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深度要高得多，还把她和毛姆的作品做比较。在我看来，张爱玲的作品和毛姆的作品，确实具有相通性，探讨的都是人在枷锁之中的疯狂。

张爱玲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非《金锁记》莫属，被著名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故事的女主人公叫曹七巧，在她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就被贪财的哥嫂卖给一家大户人家做妾，嫁的人还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残疾人士。由于她出生卑微，嫁过去非常受歧视，而自己的爱欲也得不到满足，生活过得极度压抑和痛苦。好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分家时她得到了一大笔财产，从此，就开始了报复之路，为了补偿自己的爱欲和守住自己来之不易的财富，用一把黄金的锁“杀死”了自己的儿女。

毛姆有一部代表作叫做《人性的枷锁》，故事讲的是男主角从小带有残疾，是个孤儿。天生自卑的他在自我寻找上也非常坎坷，立志艺术行业，后来终于看清“艺术是天才的事业”，转投会计，但是觉得枯燥，最后下定决心从医。喜欢上一个女孩，忘我的付出换来的是鄙视。男主人公一直都陷在这样的失意之中。毛姆和张爱玲的作品一样，都是从人性深处发力，探讨的都是人性的正常欲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困境。不同的是，张爱玲觉得当时妇女的悲剧和封建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给了曹七巧一个悲剧结尾。

但毛姆的作品是治愈性的，他的作品通常具有哲学性，他认为“我执”不是幸福，是“枷锁”，因为这个现实世界是荒诞的，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恰如其分的满足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超越“我执”，才能获得自由与平静。

• 我们说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爱恨情仇”，从本质上来说探讨的是张式美学与“鸳鸯蝴蝶派”美学的异同。不过，对于我们现代的创作者来说，“鸳鸯蝴蝶派”美学和张爱玲美学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科技作用于物质世界，文艺作用于心灵世界，创作者不能脱离读者而存在。我们应该像张爱玲一样，作品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大众趣味性，也有“大师”的惊艳才华与深思，如此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叫好又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