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沉痛的心情怀念父亲：怀念父亲，您离开的30年我们时刻想念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时间使我对父亲的记忆变得有些模糊，但有时在和哥哥姐姐聊起过去的家事时，往事依旧历历在目，感念父亲操劳一生的心使我不由得提起笔来，去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我很小的时候跟母亲生活在乡村，父亲在县城工作，很少见到他。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十分威严，他每次回家时我都非常害怕，总会把我那些担惊受怕的事情尽量收拾好，不惹他生气。我喜欢在房屋的壁板上乱涂乱画，父亲爱整洁，每次回家看见了就会不高兴，我便偷偷提水洗抹干净。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

我对父亲的清晰连续记忆是从1974年起。那一年，我刚好十岁。他因在工作岗位染上风湿热导致风心病并二尖瓣狭窄，1975年春夏手术后在家休养。父亲生病后，他的领导、同事、朋友大都来家里看望过他，但时间一久，就“门前冷落鞍马稀”了。父亲生病前的工作经历大致如下：1959年，在三和白鹭寺教书，1962年在崔家桥联校教书，1963年到汉寿一完小教书，后调到汉剧团当总务，最后调到县革委会辖下的总工会。在总工会工作期间，1970年被派到临澧官庄枝柳铁路修建指挥部任秘书长，1974年，被派到蒋家嘴建闸指挥部办公室任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在事业上旭日东升之时。然而，就在这年冬月，他和几个人下到河里推船，重感冒不注意及时治疗导致了风心病。也许是父亲早知道这世态炎凉，自他染病后就急于刀落病除，生怕疾病给耽误了工作前程，不征求家里人意见就自作主张了。父亲这次手术后元气大伤，可他还是对工作那么执着，不注意修养，本来强壮的体魄不到两年时间就垮了。后来他无不遗憾地对哥哥说，那两年，上面还有意提拔他，但因为自己生病遭人阻拦。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父亲几乎每年都因病情反复发作住院，有时住院大半年时间，给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带来困扰。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长子，在那个时代，不言而喻他必须扮演好全家人的顶梁柱角色。年轻的时候他跟随有文化的族里长辈学习，深信只有自己有文化才能改变命运，这从他与母亲的结合也可以略感一二。母亲出生在书香之家，外公知书达理，远近有名。母亲了解父亲的心思，非常支持父亲去外面寻找机会。1957年父亲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当时的简易师范速成班。听母亲说，当时家里非常困难，父亲为了买一本《新华字典》，找当时已在县机械厂工作的二叔借一元钱却遭拒，母亲就只好忍痛割爱把自己出嫁时的金戒指变卖支持父亲完成学业。父亲在崔家桥教书时，考虑到母亲读过两年私塾，曾动员母亲去做代课教师，母亲因为有些胆小害怕而放弃了这个可能改变全家命运的机会，甚是憾事！

为了全家人“农转非”，父亲花了不少心思。1970年，他和母亲商量，把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14岁的哥哥安排去县汉剧团工作（在这之前，他把幺叔一家人弄去了县国营南湖渔场）。1972年，父亲又把姐姐弄去县城读书，希望姐姐通过在县城读书和生活改变命运。这些安排在当时都是明智之举，父亲对整个家庭的担当和规划无可挑剔。无奈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一切美好向往随着父亲生病而步履维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与病魔抗争中的父亲看到了希望，但他更多的想法应该是不再奢求于人了。于是和母亲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全家人不再分开，在县城围着他生活在一起。那一年底，我被接到县城，不再在农村老家当“小铁梅”了，全家人在县中医院围着父亲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1978年，父亲干脆把老家的房屋也卖掉了，一是用来补贴家用，二是显示他破釜沉舟的决心，告诉我们儿女必须努力学习，自立自强。

一家人在县城生活，靠的是父亲和哥哥的微薄工资。哥哥天生聪颖，文化功底也不错，但他作为长子，首先想的是全家人的生活问题，还要照顾父亲，为母亲分忧，高考之事他连想都不敢去想，这是我至今还对兄长心存遗憾和感念的事情。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连菜市场的豆腐供应也是如此。母亲、姐姐和我都是农村户口，一家人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可谓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最为称道的是取得了朋友的大力帮助。县电影院的李叔叔把母亲安排在电影院的建筑工地打工，县经委的管叔叔给我们解决粮食指标，县税务局的刘叔叔给母亲后来从事个体经营提供帮助……还记得那年父亲从他的朋友那里弄来1500斤的生活用煤票，我和哥哥去周文庙拖运的情形。那天，我们还请了一个人帮忙。三个人一大清早拖着板车从县城出发，走了大约十几公里的路程，到达周文庙时已是上午10点了。哥哥在煤店窗口把票递上去准备开单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店员说要哥哥回县煤建公司盖章才能开单取煤。哥哥走到我的跟前，没有半点抱怨，很平和地说：弟弟，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县里去办。然后就一路小跑回去办。等哥哥再来到周文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了。我们中午没有吃饭，哥哥来回走了几十公里路，他吃饭了没有我也没问。大家只顾着马上把煤运回家。第二天我们又找来工具，把运来的煤和上一些黄土，一鼓作气做成藕煤。看到几百上千的藕煤摆放在太阳底下，我们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脸上的疲倦也没有了。

除了取得朋友的帮助，父亲还利用闲置的场地和母亲养猪养鸡种菜，一家人的生活物资并不比城里人少，其乐融融。

我到县城读书的三年半时间，父亲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为了引导我学习写作，他叫我每天写日记，背范文。那些范文都是父亲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现在记得最清楚的两篇是登载在报纸上的1977年高考优秀作文《满园春色又一年》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满园春色又一年》是我第一次练习背诵，父亲要求可严了，不能停顿，不能错一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这篇不到1000字的文章前后花了我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之间没有少挨父亲的打骂，哥哥见到我难过就和我一起背，耐心地指导我背诵的方法。掌握了方法后，我就不再害怕了，后来七八千字的文章也很快就背下来了。记忆力的训练让我在平时的学习中受益，至今我对中学阶段学习的各学科知识都还没有忘记。

父亲在我的学习上不吝花费，买来当时最为紧俏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电子计算器，鼓励我向少年大学生谢彦波学习，自学成才；另一方面，他又为我精心准备参加1978年的中专考试，希望我向他当年那样一考中的，尽早脱离农村户口，参加工作。他把几十道政治题目抄录到一个小本子上要我背，又要哥哥写了近1500字的考试范文《紧跟华主席，迈上新长征》（当年的考场作文题目是《新长征的号角吹响以后》）。父亲把我学习的弦绷得很紧，但我并不感觉到累，认为这样总比一个人在农村时好过多了。结果，期中考试刚考完两科，我就因重感冒染上急性肺炎，和父亲一起在中医院住院，这下子急坏了母亲和哥哥。在我住院的那一周时间里，哥哥背着我去人民医院照片，细心照料之余，还在精神上鼓励我战胜困难，准备迎考。那年我去毓德铺参加中专考试，语文、政治这两科考前搞准确了，考试成绩不错，但因为理化两科我才刚开始自学，加之生病耽误了学习，才得了不到一半的分数。那年虽然没有考上，但成绩只差几分，我自然对学习更加有信心了，也坚定了我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冲出农门的信念。

在高中阶段，父亲改变了对我严厉的做法，以“慈爱”之心化解我在学习上的各种焦虑。尤其是在高考期间，父亲不再过问的学习情况，而是在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买肾干滋补身体，每天晚上为我点好蚊香，布置好学习环境让我安心复习。高考成绩出来后，虽然没有达到父亲希望看到的理想目标，但毕竟可以上大学读书了，可以跳出农门了，所以父亲就和我一样，对录取之事天天等着望着，没有主动去过问。等到本科院校录完我被刷下时父亲就急了，好在两天后常德师专的录取通知来了，父亲才如释重负。不久父亲就办了病退，姐姐的工作解决了，母亲的户口也随父亲落在城里。一家人马拉松式的“农转非”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师专读书期间，父亲培养我写好了字。父亲对我说，以后当老师，字是一块招牌。那时候父亲也没有去找什么字帖，而是把他在以前工作中写的日记、材料等文字拿出来让我临摹，照着他的笔迹写字。一个假期过后，我的字迹长进不少。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后在家里写论文，父亲又把他当年写材料的方法传授给我，我从中得到启发，不到两年就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相较于对我的培养来说，父亲在对哥哥和姐姐的培养上做法就不一样了。哥哥虽然在学校读书时间不长，但文字和书法功底非常不错，凭着这些功底，哥哥后来与我差不多同时电大毕业。哥哥的这些习得肯定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哥哥很早就在父亲身边生活，工作之余经常协助父亲处理文字材料。父亲的一些朋友时不时在父亲面前夸赞哥哥，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爱才之情，可这些要么被父亲忽视要么被父亲拒绝了，发展的机会就这样悄然失去。哥哥和我聊起这些事情时不无遗憾，感从叹来。

父亲对姐姐的培养重在学会生活，学会关心体贴父母，学会做家务活，对姐姐在学习上的要求没有哥哥和我那么严厉。父亲非常疼爱姐姐。发现姐姐眼睛斜视问题后，父亲抱着病躯带姐姐去长沙做显微手术治疗。在姐姐的工作问题上父亲想了很多办法。父亲病退那年，本想姐姐去当教师，但姐姐认为自己经常声音嘶哑而作罢，后来父亲又想把姐姐安排在总工会工作，也未搞成。最后就叫哥哥出面，找人安排在副食品公司。在副食品公司工作时，父亲又找人把姐姐借调去档案馆工作，希望姐姐有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最后没有去成。受父亲影响，姐姐的社会交往能力强，对家里的人和事照顾周到，亲戚朋友们都乐于和他交往，她去中国银行工作就是亲戚帮忙促成的。直到现在，姐姐都是我家所有亲朋好友联系的纽带。

改革开放后，病中的父亲思想观念改变了。他不再纠结自己的人生了，工作上的事情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就开始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家庭建设上。父亲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他知道在生活上求人不如求己，家里没有足够的钱，家里的事情都难办，更何况要办得体面。于是果断劝说母亲辞掉在总工会的电视售票工作，帮助母亲办理个体工商登记，协助母亲摆地摊图书，后来又指导母亲酿制槟榔，炒制五香瓜子花生等。父亲年轻时就练就了小手工技术本领，会编制各种农具，我见到的有篾制皮撮箕、筛子、斗笠、草鞋等，京胡、琵琶等乐器父亲也玩得非常熟稔。父亲利用自己的这些小手艺，亲手为母亲制作图书架、货柜箱等，利用自己当过学徒和总务的经验，为母亲的小生意掌舵，即使是在父亲住院期间也是如此。母亲则不怕辛苦，起早摸黑。每到晚上，母亲就把收入交给父亲记账。父母在小生意上的精打细算，很快让家里的面貌得以改观，他俩也在唱和生意经中找到了乐处，以至于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还坚持了好几年，直到我的孩子出生才放下。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他自始至终都认为他是大家庭的顶梁柱，倾其所能去扮演好“大家长”角色。叔叔们、舅舅们都非常尊重他，两边亲戚家里的大事他都去管。前面说了，很早的时候他就把幺叔一家人迁到国营南湖渔场，使幺叔一家人吃上了国家粮。二叔一家在农村与人发生矛盾了，他亲自出面解决，还动员二叔搬到城里来住。为了帮助二叔解决在城里修建房屋的问题，他以自己的名义找人买到宅基地，解决修建时发生的各种纠纷，让二叔一家在城里立稳足。那时候父亲可就是没有想到为自己的儿女留下片瓦。两个叔叔后来在父亲去世后闹矛盾，老死不相往来，真是有愧于父亲对大家庭的苦心经营。

父亲一生对外公外婆毕恭毕敬，尤其崇尚外公知书达理。哥哥在外公家里启蒙读书是父亲的主意，这为哥哥打下了很好的求学基础。父亲对舅舅们家里的各种事情同样十分关心。三舅的女儿发生车祸，他去找人处理，得到了满意的赔偿；他寻找机会把舅舅家的人带出去工作；他游说推荐大舅的儿子上大学。外公外婆去世，父亲都去主持了葬礼。由于舅舅们住的地方交通不便，父亲病后每次去舅舅家，都是舅舅们用竹轿抬进村，舅舅们都把父亲当成了他们的“大家长”。外公外婆这个大家族的人都心地善良，尤其是在父亲生病期间给了我家很多帮助。父亲手术时，舅舅们把外婆用轿子抬到雷神庙农村老家照顾我，和我同吃同住一个多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父亲在雷神庙老家农村也很有威望，他是当时唯一在县城工作的国家干部。有一年，父亲想去毓德铺公社工作，做父母官，父亲告诉母亲这个想法后，母亲因为担心乡下环境不好影响前程，就劝止了。要是那次去了也好啊，不会生上如此大病。在工作中，父亲心里总惦着老家。为了解决乡邻的生产生活问题，他给生产队搞来一台柴油机。这台柴油机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打稻谷、碾米都离不开它。老家的人参军入伍、出外谋生、生病住院、旅途劳顿落脚我家，大大小小的事情父亲都不厌其烦，热情提供帮助。那些年，正值拨乱反正平反工作，父亲帮助蒙冤的乡邻整理材料，协助他们去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老家的人待我们也很好，经常来县城看望父亲，给我家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在那个年代，父亲对家庭的担当，对家庭的付出，对家人的关爱，回忆起来足以让我们做儿女的感到欣慰。父亲生病十几年，虽然给家庭带来了困扰，但我们做儿女的从来没有怨言，各自努力学习和工作，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父母善尽孝心。在我行文即将结束时，哥哥发给我以下文字，详细记述了父亲去世时的情形：

那天，父亲在中医院住院，妈急着回家做生意，上午7点我骑单车赶到中医院，早上涂医生查了病房，我到医院厨房给打了开水，看着他还好，我说：爸，我回五交化上班去了。他点了头，然后自己盖好被子休息。我看到他睡下了，就跟爸告别回单位上班了。上班不到半个小时，就听单位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我单位在中医院住院的沈善君，他说：杰民，你快点来，你爸没了。我感觉天都塌了，就慌忙骑单车赶到中医院，看到爸已不在人世，我就拼命喊爸啊爸啊。后来妈妈和杰群也到了，就给爸穿寿衣寿鞋。

父亲生于1933年阴历二月初一，卒于1990年10月25日，享年57岁。今年是父亲去世30周年，是以点滴回忆文字纪念。在唤起家人追昔之时，更多意义在于抚今，并以此关照未来，行稳致远。

李朝明

202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