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娇与志明在一起了几年，相恋多年的春娇与志明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于2017年4月28日在中国大陆公映的“志明春娇”系列的最新作品《春娇救志明》，距第一部《志明与春娇》已经有了七个年头。

志明与春娇两人的故事也由后巷邂逅的浪漫甜蜜，走过了因平淡而分离，又因重逢而激情燃烧的破境重圆，走向更深层次的性格因素导致的两人之间从冲突到调和的结局。

《春娇救志明》便是围绕春娇的多疑性格与志明稚气未脱的性格展开讲述的：年过四十的余春娇越来越无法从张志明身上得到安全感，认为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负责任像极了曾经抛弃过母亲和自己的父亲。

终因地暂时没有陪着身处危险的她身边而与他断然分手。张志明在分手后的痛苦中反思自己的不成熟，精心策划了向春娇求婚，挽回了这段感情的同时，也由长不大的男孩逐渐向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转变。

表面上看，《春娇救志明》这部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余春娇用她的青春“搭救”了做事说话都不考虑后果的男孩张志明的过程，而后获得了志明成长的结果。

但电影中还有不得忽视的重要一点就是余春娇之所以要“救”志明的原因，即她多疑性格的养成过程以及她对安全感的需求形成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春娇救志明》就不仅仅是一部爱情题材的电影。

而是包裹着爱情外衣的人格探寻作品，实际上讲述了余春娇由需要的匮乏到随之的产生强烈需求再到需求得到满足，并激发出自我完成欲望的健康人格养成过程。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健康人格的养成必须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的参与，按照层次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所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每一层级的需要满足后才能推动更高一级需要的产生。当需要未能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种种匮乏性体验。电影主人公余春娇的匮乏性体验来自于童年时期父亲对家庭的抛弃。

年少的她在作为相对稳固的家庭结构中的重要保护者父亲的缺席下长期处于不安、恐惧、提心吊胆的状态。片头近十分钟的恐怖故事，可以看作余春娇源起于童年时期心境的投射，故事中被怪兽吃掉的姐弟俩所处的危机四伏失去庇护的无助境地。

正是现实中的她和弟弟在父亲离家而走后面临的境地。同时，余春娇又展现出对地球保卫者“小双侠”的偏爱，表明她潜意识中极度渴望“保卫者”形象的出现。

这份偏好对于没有过匮乏性童年体验的张志明来说一无所知，更无法在短时间内感同身受，因之引发的志明不解春娇的风情并非如春娇闺蜜所说的年龄差距。

之所以余春娇会把童年的缺失一直带入到进入中年后对伴侣的补偿性需求中去，是因为受到了童年经验本身的性质和原生家庭环境不自觉的操控。童年经验有匮乏与丰富之分，匮乏性的经验对儿童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

它们往往成为伴随儿童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心魔”，成年了之后，这种对存在的不安感就转嫁于身边的伴侣，春娇对志明的多疑和渴望他的保护就是匮乏性需求的表征。原生家庭也是个人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个人在心理上的冲突常是来自个人的原生家庭，而后持续在当前的亲密关系中不断地表达出来”。一旦伴侣有类似于从前发生在原生家庭成员身上的举动，就会触发个体痛苦记忆的开关。

为了抗拒这种回忆的再现，而不断指责对方的言行，试图通过不断的强调来规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地震过后的余春娇在对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一番剖析中，暴露了童年经验和原生家庭对她的深刻影响。

“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变了，也不是因为你的年纪小过我，而是你跟我爸爸根本就是一类人。每次一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你就会抛弃所有东西，牺牲所有东西，满足你自己，成全你自己。

我不想整天都提心吊胆，我不想做那个被抛弃的人，我不想像我妈那么坚强。”可见，印刻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家庭阴影，使余春娇不自觉地给张志明戴上抛家弃子、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帽子。

自己在想象中则会成为被抛弃的母亲形象。不同的是，她不想像母亲那样被动忍受，就选择了主动的结束，以规避更大的痛苦的出现。

晚年时期的马斯洛对自身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了修改和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匮乏性需求和成长性需求两个概念，以区分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其他各级需要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

匮乏性需求也称匮乏性动机，它是人类机体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匮乏性需要只能由他人来满足，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

因此，匮乏性需求的表征就倾向于以满足自己需求出发的对他人的要求。源于童年经验和原生家庭的四个不同层级的匮乏性需求，在余春娇身上表现为她对张志明从消费观到婚姻观，再到生育观。

最后到生命观的否定上，因为张志明在这些方面表达出来的观念与她的需求不相匹配，甚至背道而驰。余春娇在看到张志明花费重金买回家一个艺术品并可能动用了二人为买房积蓄的首付款时，指责张志明乱花钱，买了一屋子没用的东西。

实际上，有用与无用并非是绝对的概念，而是依据不同价值标准进行评判的相对结果，对余春娇来说“有用”意味着能够成为物质生活的稳定保障，例如购房，因为房屋意味着安全。

对张志明来说他没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有用”就在于精神世界的新鲜和丰富。余春娇的匮乏性需要决定了她在消费上倾向于选择更安全实用的方式，认为张志明买“没用”东西的举动是一种孩子气、爱玩的表现。

在两人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余春娇希望通过定期的性爱来证明两人爱情关系的存续，而张志明则随兴致的有无表达性方面的生理需求与否，这个举动在春娇看来也是志明让她有危机感的表征之一。

关于求婚和下一代的生育问题，两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张志明在与小男孩的玩乐中改变了对小孩子的看法，发现自己不像想象中的与小孩不能相处，就产生了“有一个小孩也是不错”的想法。

并在第一时间内把自己想法上的改变告诉余春娇。但这又触动了春娇不安全的神经，她将没有仪式感的求婚和生育的决定都视为不尊重、不负责任。“干妈”向志明借精生子的事情，余春娇希望张志明有坚决的拒绝态度。

志明则选择了征求她的意见，在她看来则完全是志明在推卸责任。两人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台湾游玩过程中的一场地震，志明在第一时间理性地拉春娇到安全地方躲避，春娇因为害怕不肯离开原地。

没办法志明只能先躲在桌子下不停地呼唤春娇过来。事后春娇怪罪志明只顾自己的生命，不能做到毫无条件的陪伴。以上的事件跳出春娇和志明两方的思维，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来，都无法以对错来评价双方。

春娇对志明在处理生活事件时态度的不满意的表达，实际上是她基于自己对安全感的需求，希望他人填补自身匮乏性经验的表征。“其实我也很简单，只想做一个小女人。发生什么事，都会有一个男人站出来保护我，我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安全感。”

如前文所述，匮乏性需求只能通过外在的力量得到满足，因此，余春娇的不安全感最初只能通过张志明来“搭救”，而他确实也在学着理解和满足余春娇源自童年和家庭的需求。张志明拿起因遛狗而搁置的电动滑板，一边遛狗一边滑滑板；

朋友问他选车牌照的事情时，他考虑到满足春娇对他“不断花钱”的需求，放弃了买车牌；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达利雕塑，也在志明的细心讲解下，发挥了它“实用”和“好看”的双重价值。

原来他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情趣追求，还将春娇的实用需求考虑在其中；志明对春娇妈妈耐心讲解手机的用法，对她提出的购房要求也表示自己在努力攒钱。

在“干妈”借精生子问题的解决上，张志明正式地表示了不能答应她这件事情，并对小时候自己逃避责任的事道了歉。影片最后，张志明在露天广场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求婚，向春娇证明了他的成熟和担当。

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志明并非像春娇和她妈妈所认为的那样像她以自我为中心的父亲，他很在意春娇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像春娇爸爸自始至终总是对他人提出要求——第一次和志明见面就摆托他找一个免费的摄影师朋友给自己和女朋友拍摄婚纱照。

成长性需求是指“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所激发”，自我实现“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说，不同于匮乏性需求依赖于外在力量的满足，成长性需求是个人在强大的自我肯定下的主动完成。

不难发现，其实春娇也是一个问题的逃避者，她迟迟不肯直面自己成长的伤痛——对父亲背弃家庭一事的耿耿于怀。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与张志明再次分手，回顾起过往的甜蜜与伤痛后。

余春娇在也想要从中找到两人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影片中的外星人片段实际上是春娇大脑活动的具象表现。终于，在具有启示性象征的外星人“爱情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就去哪里解决的”的指点下。

余春娇主动约爸爸谈起从前一直回避的抛弃一事，试图解开跟随她数十年的心结。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消除根深蒂固的心理郁结，自我的实现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但余春娇跨出的这一步也意味着她开始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和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的给予上。

从而获得了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与其说《春娇救志明》讲述了余春娇搭救了长不大的男孩志明，让他成长成为一个可以保护她的成熟男人的故事，不如说展现了张志明帮助春娇走出童年阴影，在她的健康人格塑造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的故事。

[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6,45,53.

[2]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4.

[3]黄华.原生家庭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Bowen理论的探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6):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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