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肥胖预防和控制的文献：去他的，防治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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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完美身材”的标准，该由瘦子们来定义？

文 | 何承波 金雅如

编辑 | 胡雯雯

“世界防治肥胖日”，5月11日在这个由头下，成了大批媒体和自媒体呼吁减肥的盛大日子。

不出意外，你可能还会看到如下说法：这个日子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11谐音“我要1”，1寓意苗条，所以是个减肥的好日子。

世界卫生组织这时候就该甩锅了：“不，我没说过，那可能是鲁迅说的！”

事实上，这是个假节日，跟世卫和任何组织都挂不上关系。起因是2010年，有中国专家呼吁，将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摄影 孙海

胖，似乎是现代人类的魔咒。它不仅引发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担忧，甚至在心理、审美、社会认同上，都引发着无止境的焦虑和恐慌。

新兴中产阶级们热衷在朋友圈晒腹肌、A4腰和马甲线，”连身材都管理不好的人，也无法管理自己的人生“成了某种教条，甚至就连孩子的升学面试，也会将父母的体重纳入考核范围，以此来评判这个家庭是否足够自律。

然而讽刺的是，尽管人们公认，过瘦和过胖都对身体都不好，但前者往往能收获同情和支持，后者却总是引来歧视甚至攻击。

直到有一天，人们站起来反抗了：去他的魔鬼身材，我要胖得理直气壮，毫无歉意！

2017年，一场“反维密时装秀”举行，体型、肤色、年龄各不同的模特登台亮相，甚至有的还有身体残疾，她们共同宣告：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有亮点。

活动家们批判身体美背后的社会结构，认为这种结构应该包容一个人的自信和自我价值，而不是侵犯它，他们提倡自信自爱、尊重多元、尊重他人。

2018年，美国大码模特苔丝·霍利迪（TessHolliday）登上了《COSMO》杂志英国版的封面，几年来，她已经掀起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讨论身体，接受身体的运动——身材平权运动（Body positivity）。

她们共同挑战着身体美的社会结构，试图破除魔鬼身材一元论的文化教条。

来自密西西比河的女孩

2018年9月的一个早上，苔丝·霍利迪（Tess Holliday）穿过肖尔迪奇街区，来到一家豪华私人酒店的花园。肖尔迪奇是伦敦最时髦的街区，这里的男男女女衣着精致考究。而霍利迪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尽管她梳着复古的发型，发丝像上世纪80年代的溜冰者那样优雅地向后挽着，但她的大腿、腰部正汹涌地从紧身裤向外鼓出，巨大的乳房在纽扣式上衣底下颤抖着。

作为一名模特，身高165cm，体重接近130kg的她，显然属于这个圈子的异类，普通大码模特已经无法定义她了。按美国标准算，大码模特一般在8到16码之间，而她是22码，只有5XL以上的衣服才能把她装进去。但霍利迪女士对自己的身体毫无歉意，相反，她为此感到骄傲，她有信心赢得主流的名声。

此刻，她走到COSMO杂志的摄影师面前，对着镜头做了一个飞吻，快门按下，定格。在这张照片上，她身着翡翠色的丝绸泳衣，裸露的大腿和双臂占满了整个画面。她身体上爬满了树藤一样的纹身，其中右臂上纹着Piggy小姐，霍利迪喜欢她，认为这只丑萌的卡通猪勇敢、时髦且性感，并立她为偶像。

2018年10月，《COSMO》英国版出街，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个超大码模特登上了全球销量最高的女性杂志封面。那个飞吻的动作，配上了一个激烈的标题：超模的咆哮。而过去，这本杂志和所有时尚杂志一样，封面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王国，只容纳那些纤瘦骨感的模特们，似乎她们才代表真正的时尚。

而今，这片领地被一个130公斤的胖模攻破了。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COSMO封面

体重从小是霍利迪的魔咒。

她出生在美国南部的牧场里，童年充满了痛苦的记忆，父亲是个家暴狂，因为体重，时常咒骂她，贬低她。母亲不幸遭受枪伤至瘫痪，但她一直没有因为贫穷与不幸自暴自弃，而是鼓励霍利迪，支持她去追逐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成为模特。

15岁这一年，穿16码（3XL）衣服的霍利迪去参加了一场模特试镜，负责人直接拒绝了她：你太矮，太胖了，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羞辱也在学校里延续着，直到她后来辍学，辗转几年后来到洛杉矶，那时她已是一位单亲妈妈，在牙医诊所当接待员。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模特星探的电话打进来了。

一年后，霍利迪出现在了A&E电视台的节目《Heavy》中，这是一档记录重度肥胖者努力减肥的真人秀。他们被送到德州的健身营，用六个月的时间锻炼、节食，减肥成功，重回生命的正轨。节目中，霍利迪闷闷不乐地对着镜头说，减肥，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几个月后，她代言了这档节目，广告在全国范围播放。这是一个充满讽刺的开端，作为减肥节目的代言人，她没有减掉一丝体重，却走上了大码模特之路。她逐渐收到大码服饰、化妆品活动的邀约，偶尔出现在怪异的内衣秀场，还登上了时尚博客和杂志，被《尼龙》杂志、《VOGUE》意大利版和美国《人物》杂志所报道。

另一位曾经的大码模特，来自英国的安娜·希琳洛（AnnaShillinglaw）在霍利迪身上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她为自己是谁而自豪，她不在乎。即便是不胖的人，也应该尊重她。” 希琳洛创办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MiLk，不久前，她的公司刚成立英国第一个曲线部门（Curves），主要签约体型丰腴的大码模特。

2015年，霍利迪跟希琳洛签约，成为MiLk公司最大号的模特。2018年，她成为第一个登上《COSMO》封面的大码模特，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和广告牌上。有媒体评论说，霍利迪要改变时尚行业了。

COSMO这样解释选择霍利迪的原因：“她代表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那些被推到世界某个角落的人，终于走出困境了。 “边缘化”的声音和面孔正逐渐渗入主流。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该杂志编辑萝拉·卡朋（LauraCapon）随后也撰写专栏谈论这期封面：“我真的相信，每一个曾经对自己身体感到羞耻的女人，都拥有了自己的《COSMO》封面。”

去你的审美标准

然而对于霍利迪来说，模特之路，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随着她在时尚媒体崭露头角，谩骂和羞辱远比赞美来得多。人们告诉她，你应该把身体遮盖住，不要在媒体上丢人现眼。

这种声音从她刚积攒名声的2011年就开始了。她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网友讨论她不该穿比基尼，不该炫耀她肥大的手臂时，很是愤怒。她随即在Instagram上po出四张自己的旧照片，上面分别是她穿着露脐装、铅笔裙、无袖连衣裙、比基尼，然后写着：“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大胆地穿，不要再隐藏自己的身体。”并打上了一个标签#effyourbeautystandards（去你的审美标准）。

众所周知，在Instagram这种充斥着性感网红、美女明星和健身目标的地方，谈论身材平权，网友绝对不会太友善。霍利迪的照片只有1000个分享。

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如今，点开#effyourbeautystandards，就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下面已有几百万人在晒她们的肥胖身体和宣言。

这让霍利迪始料未及。在她看来：“这个标签风靡Instagram，是因为人们想要真实的东西。它展现真正的女性身体，各种各样的体型、肤色，妊娠纹、体毛，以及残疾身体。分享这些故事，让她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种种迹象表明，霍利迪领头的风潮正在Instagram塑造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引领人们认同并肯定自己的身体和外表。类似#bodyconfidence（身体自信）、＃bodypositivity（身体平权）的标签层出不穷。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反抗脂肪歧视的运动中来，比如时尚博主Thamarr Guerrier、Jess Baker等人。他们分享了自己很多有关身体羞辱的故事，有人说，“肥胖的身体经历了长期的妖魔化。”在一封给330万粉丝的信中，导演莉娜·邓纳姆写道：“我并不讨厌我的样子，我讨厌的是让我讨厌它的文化。”

这一切，都汇入了身体平权运动（Body positivity，简称“bopo”）的大流。

身体平权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1967年，纽约的电台主持人史蒂夫·波斯特跑去中央公园举办了一场活动，举旗******社会对脂肪的歧视。

1996年新的浪潮兴起，社会工作者ConnieSobczak挂牌成立了The Body Positive的组织，让身体平权的概念普及开来。该组织举办研讨会和培训，重新定义女性对美的标准，改变她们对身体美的消极认知。

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这张海报，引起了极大的抵制，网友和各大品牌纷纷打出了自己的版本，******这种及其狭隘的审美霸权

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在社交媒体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霍利迪的行动，让自己成为了摇旗呐喊的领头羊，她凭借自信以及超常的能量，将反肥胖歧视扩展到了挑战审美标准的文化上，主张人们打破美丽与自尊之间的阻隔，接受各种各样的身体，建立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心。

他们批判身体美背后的社会结构，认为一种理想的审美结构，应该包容一个人的自信和自我价值，而不是侵犯它。

庞大的秘密观察者

如今，对于唯瘦独尊体系的反抗，已经涌出了时尚圈，将更多普通大众裹挟进来。其中最为标杆的，是美国女摄影师海莉·卡菲罗（HaleyCafiero）。

海莉·卡菲罗是美国孟菲斯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一名摄影师。她平日的穿着就和普通美国人一样，运动鞋、五分裤、T恤，只不过肚腩上的肉总是以显眼的方式横在腰间。

她在少女时期曾是活跃的足球运动员，但自从高中时由于过度节食，得了进食障碍后，她停止了运动，同时她又患上了甲状腺功能衰退，身上堆积的脂肪从此再也减不掉。与脂肪一直跟随着她的，还有身边人异样的目光。

2014年的某天，她在时代广场的人群中架起相机，打算为即将进行的自画像创作拍一张肖像。等照片洗出来，她猛然留意到照片后面有个男人。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她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眼神：“他似乎在嘲笑我，我从没想过我瞬间捕捉到的会是那样一瞥。”

她那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居然会在公共空间激起如此微妙的反应。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打击她，反而触发了她的创作与探索。她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纽约闹市区、人口稠密的海滩或其他沸反盈天的旅游区。

她装作不经意地穿过街道，坐着看手机、看地图，试图融入人群。她的助手则藏在附近，用相机对着她，将周围人的反应一一拍摄下来。

“这像是一场社会实验，在照片洗出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鄙夷的眼神和表情，赫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照片。

后来，卡菲罗把这组作品命名为《等待观察者》（Wait Watchers）传到网上。照片里，有警察举着帽子在背后嘲弄她，有傻笑的青少年，有瘦如竹竿的比基尼女孩投来的斜眼……寻常的街景，路人刺目的眼神，形成了绝妙的张力，让这一系列照片火速走红，开启了病毒式的传播。

她像霍利迪那样，赢得了主流媒体的赞誉，《人物》和《纽约》等杂志评论，这些充满力量的作品，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令人心碎和沮丧的真相。卡菲罗得到了很多感激：“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你太棒了！”

卡菲罗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这场身体平权运动的重要角色之一。她完全赞同霍利迪等人的观点：“身体平权代表接受你的身体，它是什么就什么样。因为不管人们长成什么样，他们都有快乐和幸福的权利。”

胖女孩的复仇

事实上，卡菲罗走红后，攻击与赞美数量是不相上下的。她曾收到一封匿名邮件，点开之后被深深地刺痛了：“如果我在现场，我不仅会看你，还会打你。”

这些言辞激烈的辱骂，淹没了那些让她欣慰的感动。有人直接评论：“一头肥猪拍摄她的胖屁股，并称之为艺术。”也有网友拿健康说事儿：“肥猪，远离甜甜圈，跑步去吧。只是看着她，就让我恶心。”一条留言说，“如果她拾掇一下，穿上有吸引力的女性化服饰服，洗洗头发，弄个造型，对人们保持微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向她敞开。”

在《等待观察者》面世后的四年里，卡菲罗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复仇”机会，作为对喷子的回应。她创作了《喷子讲坛（The bully pulpit）》。她从攻击自己的数千条评论中，锁定了25个人，并找到了他们的公开资料，包括他们po出的自拍。

她将自己精心打扮成他们的样子，并植入了他们当时给自己的评论。

在一张背景昏暗的照片里，卡菲罗装扮成一个八字胡的邋遢男人，像个审判者一样坐在椅子上。他穿着肥大的绿色T恤和牛仔裤，胸前印着给卡菲罗的评论：“我不明白女人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胖，你知道你会被当做一坨屎的。”

另一作品中，她装扮成一个光头男人，穿着浅粉色的连体泳衣，把滑稽的印花内裤，套在外面。泳衣胸前同样印着当事人的建议：“你为什么不能少吃点，做点运动？”

在这些照片上，卡菲罗的服装和化妆都很用心，让人难以辨认这是她本人，每个形象也各有不同。卡菲罗说，浮夸的服饰和妆容，传递着这些人自我表达的脆弱，也反映了互联网给喷子提供的虚假保护感。

如果说《等待观察者》是即兴的表演，那么《喷子讲坛》就是最终的反击。卡菲罗注意到人们因为她的体重而表现出的批判表情，于是她将他们变成了一个基于邪恶游戏的艺术项目。

占据时尚与审美高地的《VOGUE》杂志这样评价卡菲罗所代表的思潮：

“极度消瘦抑或极度肥胖，背后都有文化和美学的准则作祟，它们无一不是消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一并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统治着每一个人。我们口口声声说着宽容和开放，眼神却不会骗人。”

无需和解，我很开心

在卡菲罗和霍利迪们面对的批评中，很大一部分是打着关心健康的旗帜。有人直截了当：“你真是太恶心了，一天到底吃多少麦当劳汉堡？”也有一些黑粉比较隐晦：“霍利迪女士令人敬佩，我唯一担心的是她的健康状况，她是试图用100美元的钞票来擦干眼泪里的细菌。”

霍利迪走在街上时，时常会迎来各种意味深长的寒暄，有一次，她在洛杉矶叫了一辆优步，司机问她胆固醇是不是太高了，话语带着善意，又不乏鄙夷。她无力地回答：“我很健康。”对于这种反驳，公众始终是不相信的，她也逐渐厌倦了反复无谓的辩解。

霍利迪有时也在网上晒自己的健身照，以此反驳关于自己健康的批评，但如今，她已经没有兴趣去做徒劳的辩解了。

各路大V们也口诛笔伐。2018年，美国著名生活教练史蒂夫·米勒发出呼吁，让经纪公司MiLk禁止霍利迪出席活动，认为她是不健康生活的倡导者。《美国达人秀》的评委、著名专栏作家皮尔斯·摩根甚至写了一封长信给她：你的名望和财富的飙升，完全依赖于你病态的肥胖。苔丝，你一定要尽快停止欺骗自己。”

早前，她的经纪人也发出建议，“切断糖分摄入，否则你的模特事业要断送了。”

霍利迪无法认同这些批评，她提醒批判者们：“我传递的不是让“所有人变胖”，而是“让我们爱自己”。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前，你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曾经在Instagram上蓬勃发展的身体平权运动，并不如公众所预知的那样乐观。尽管霍利迪创建的标签每分钟都有刷新，但她自己却开始有点分裂。

2018年春天，在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密西西比河的童年创伤，重新释放开来，像黑洞一样吞噬她。她形容“那是一种溺水一般的体验。”她感到自己给身边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我厌倦了伤害，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让我消失，让我消失。”

回顾所谓身体平权运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我们本可以通过一点点尊重和善意走得更远，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参与，这场运动如今也似乎偏离了它的初衷，成为了一些商家用来宣传的口号。擅长于文化解读的媒体VOX撰文指出，“身体平权已经变成了可以依靠消费来解决的问题。

多芬、Aerie等众多品牌介入其中，把企业利益插入了这场争论，试图仅仅通过一个模特或演员，塑造它们的英雄，并统治这个话题。资本主义的炼金术，把这场运动变成一个营销工具。”

当意见领袖们的声音退潮，卡菲罗和霍利迪发现，肥胖羞辱文化背后的社会结构，依然牢不可破。在极度瘦削与极度肥胖都不利于健康的事实面前，前者引发的往往是怜悯，是同情和支持，而后者，却总是先得到攻击和蔑视。

卡菲罗认为，自己的战斗还将持续。我们问她，是否会考虑跟世界和解，她的回答铿锵有力：“无需和解，我很开心。（No reconciliation is needed. I amhappy.）”

来源｜南都周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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