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是什么？绝对贫困消除但扶贫依然继续

一、相对贫困的实质是差距问题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已彻底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除，也不意味着国家扶贫任务的终结，而是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解决绝对贫困的标准来指导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也仅仅是贫困群体的增收和基本生活问题、贫困发生率的降低问题等，因此，“相对贫困”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什么要提出相对贫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相对贫困提出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对贫困问题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提出相对贫困的根本前提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相对贫困的实质是什么？从相对贫困提出的根本前提可以知道，相对贫困解决的不仅仅是不充分的问题，还有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差距问题。发展差距与相对贫困有天然的联系，只要存在差距，就会存在相对贫困，即相对贫困的实质是差距问题。

为什么相对贫困的实质是差距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只要存在差距，就会有相对贫困。一是城乡差距。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虽然呈现持续缩小的态势，但多年的积累导致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二是城乡内部发展差距。我国城乡内部发展差距在持续扩大。目前，我们在高度关注城乡发展差距的同时忽视了城乡内部发展差距，这一差距的扩大也将会像城乡发展差距一样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三是区域发展差距，包括区域之间的差距和区域内部的差距。以区域之间的差距为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改变了贫困线标准设定方式，西部地区仍然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四是城镇中存在着小部分贫困群体，一部分是城镇原有的较为贫困的群体，另一部分是从农村迁移至城镇的贫困群体，虽然这些人所占比重没有农村那么高，但是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正是这些差距的存在，才会导致个人、家庭或者群体无法获得社会公认的、都能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工作机会以及医疗、教育、金融等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以，相对贫困的实质是差距问题，缓解相对贫困首先要从缩小差距入手。

二、缓解相对贫困的多个层面

反贫困斗争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等特征。2020年以后，我国扶贫事业整体上会有三个转变：一是由 2020年之前解决绝对贫困向2020年以后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二是由农村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三是由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向应对和缓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多维相对贫困转变。因此，缓解相对贫困，要深刻认识相对贫困产生的原因，针对具体原因寻找解决措施才能事半功倍。

（一）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城乡发展差距较大是造成我国相对贫困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大、消费结构不合理以及阻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不仅对缓解相对贫困有重要的作用，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现代经济学强调经济结构优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一方面能够促进城市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地区，提升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和发展机会，从而缓解相对贫困；另一方面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地区为城市产业转移提供了土地、劳动力、人力资源等条件，优化了城市地区的经济结构。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都是一种互利互惠的举措。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通过多主体、多方面逐步推进。

首先，完善财政支出政策，加大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是支持农村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必然举措。第一，通过财政投入，改善农村地区机耕道、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降低农民生产和投入成本；第二，支持农村地...

其次，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仅依靠政府的引领，还要依靠社会主体的带动。各主体应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同时，要继续探索产业发展中企业与农户的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一是直接生产带动。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不同的发展模式让农户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发展当中，一方面促进产业发展壮大，惠及更多的相对贫困群体；另一方面让农民加入生产发展链条中，增加其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相对贫困群体发展动力，增加产业发展收入。二是就业带动。产业发展起来了，用工需求就会增加，从而会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增加工资性收入。三是资产收益带动。企业可以通过让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等入股的形式带动相对贫困群体，既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等，又能增加农户的资产收益。四是间接带动。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当地的税收；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活跃起来，缩小与城市的发展差距。

再次，通过金融工具，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村金融借贷资金质量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在缺乏金融资金借贷的前提下，难以在农村发展规模经营，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收入的提高，因此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激发农民创业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缓解相对贫困提供了重要条件。可以通过适当补贴农业贷款利息、构建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减少农民贷款顾虑等措施保障农民金融借贷资金的需求。

（二）实施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缓解区域相对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结构、就业机会等多方面都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那么东西部发展差距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国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了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此，各种优惠政策都先考虑东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政策使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财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

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水陆交通发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中部地区地形起伏较大，自然条件较东部地区差；而西部地区的荒漠和高寒环境，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东部地区温度适宜，降水充足，农作物种类繁多，复种指数高；中西部地区温差较大，有些地区甚至干旱缺水，工农业发展落后，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任何地区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初期的差距效应。东部地区原以重工业为主，而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经济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基础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扩大。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东中西部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教育经费几乎是中部和西部的总和，因此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培养的本土人才和外来优秀人才也多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不断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经济效益好、附加值高的产业，而西部地区则承接经济效益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农业和重工业，因此东西部差距逐渐扩大。

东西部差距大、存在的时间久，造成东西部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享受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相对贫困不可避免，为了缓解相对贫困，我们更需要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一是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综合开发力度。加大中西部地区产业支持力度，立足当地资源状况，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在交通、水利、电力、信息、网络、金融等方面加大投入，补足中西部地区短板，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鼓励承接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转移项目。二是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易地扶贫搬迁须实现既要搬得出，又要稳得住，还要发展得好，要通过加强对搬迁户的产业帮扶、就业帮扶，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收入问题；适当加大对安置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三是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益贫性经济增长机制。建立对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制度，合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既要避免过度开采，又要避免资源浪费；发展具有益贫性质的农业产业、非农产业，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创业就业培训力度，增强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动力；加强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用数字技术缓解区域相对贫困。

（三）构建针对脆弱人群精准施策的帮扶措施

2020年后，容易陷入相对贫困的群体主要有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流动人口。因此，需要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制定合理的帮扶政策，才能提高减贫成效，缓解相对贫困。随着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多，独居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照料，留守和独居的贫困老年人口成为相对贫困阶段的特殊困难群体。因此，国家应该提高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标准，为其基本生活提供充足的保障。同时，应该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定期为老年人举办活动、文艺演出、讲历史故事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此外还要定期组织老年人进行集体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2020年后欠发达地区儿童面临三大挑战：教育、健康和营养。教学条件落后、营养不良、健康问题凸显等，对孩子的认知能力、健康发育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为了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首先，2020年后应普及学前教育，提高幼儿园的入园率；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的力度，包括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其次，应合理安排在校学生的营养餐，提高营养餐标准。最后，必须重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通过安排临时家长、定期与父母视频联系等方式减少父母缺位带来的不良影响。

实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型救助政策，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流动人口和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在实施救助政策的同时助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坚决避免“等靠要”思想。一是逐步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点照顾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不仅为其提供资金补贴，还要关注其心理健康。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让其参与简单的公共事务活动，如劳动量较小的公益活动、文化活动、宣传活动、矛盾调解等相关工作，让其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收入，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三是继续促进流动人口稳定就业。

（四）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同，绝对贫困是以收入的某一固定值为贫困的衡量标准，在这个固定值之下，就是处于贫困状态。而相对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更加注重贫困人口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处的位置。收入增加了并不代表贫困状况改善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造成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收入明显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只有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前提下缩小区域、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才能改善贫困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位置，缓解相对贫困。

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初次分配要发挥好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注重保护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的合法权益，通过立法、规章制度等措施禁止拖欠工资、恶意压低工资等现象。此外，要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工资以合理的速度增长。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降低相对贫困线附近人群的税收和社保负担，缓解城镇相对贫困现象。三是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标准，避免老年人口因收入较低导致的贫困。四是规范低保、五保和特困户补助标准，减少瞄准偏误，避免精英俘获，针对不同家庭不同的贫困状况设置不同的补贴标准，发挥转移支付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

（五）完善基础设施和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均是造成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想要解决因此形成的发展差异，就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构建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增加其发展机会。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重视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什么欠发达地区即使有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土地、优惠的政策等各种优势，依旧会招商引资困难、优秀人才紧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企业投资成本高、风险大，优秀人才入驻心理落差大、发展机会少等。所谓“要想富，先修路”，路都没有，企业如何生产运营？产品如何销售？即使该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但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不了企业运营的需求，也满足不了最基本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它们也会宁愿选择成本高、政策优惠少，但是能正常运营的、产品能顺利销售的地区。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重要的环节。二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主要包括对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医院等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投入，提高其教育和医疗水平；普及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促进高中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养老设施建设，提高养老金的补贴标准，优化医疗报销程序，提高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降低当地居民的养老成本和医疗费用。三是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我国的优势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等，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要想获得和发达地区的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投入，而且很多地区因为户籍限制，无法获得同等的教育资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孩子教育水平的差距。医疗资源也是如此。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硬件设施上，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人才的短缺。因此，应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培育本土的人才队伍，提高其稳定性；其次要大力吸引优秀人才，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优秀人才前往欠发达地区，包括提高工资待遇，优先评职称，在欠发达地区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其子女上学就医等提供优惠政策等；最后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实现资源共享，弥补其人才紧缺、硬件设施不到位的短板。通过政府牵头、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一定程度上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六）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帮扶机制

贫困的消除并不代表贫困一去不复返，相对贫困人口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和抗风险能力弱等特点，即使短时间脱离贫困，也很可能因为一场自然灾害、一次突发事故、一场大病再次陷入贫困状态。为了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对贫困监测预警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防止返贫致贫保险保障方案。

建立健全相对贫困监测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相对贫困人口台账。首先，对收入相对较低、易返贫的农户建立专门的台账，录入详细的信息、致贫原因等；其次，对相对贫困人口台账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和调整，确保全面动态监测。二是建立健全报告处置工作体系。发现需要救助的农户，应及时上报、反馈，尽快落实救助政策；通过银行、医保等各大数据平台比对，对于收入低于支出的家庭重点关注，防止因病、因灾、因突发事故等造成的返贫。

完善防止返贫致贫保险保障方案。在完善防止返贫致贫保险保障方案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应明确责任主体，县区党委、政府是责任主体；其次，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补充的防止返贫致贫保险工作的格局；最后，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与一家或者多家保险公司合作，为防贫对象购买防贫保险。

三、乡村振兴与缓解相对贫困人口

2020年是中国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一年。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时，我国在短期内动员大量的社会力量，各级政府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各部门都抽调人力物力资源来支持扶贫工作。这种方式在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绝对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特定背景下是合理的，实践也证明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的贫困问题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乡差距会导致相对贫困人口仍然长期存在。相对贫困也并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它所反映的是一种多维的贫困，单纯依靠经济政策和经济资源的支持并不能彻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因此，相对贫困的治理与绝对贫困的治理在方式和路径上有着很大的差别。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扶贫方式虽然能够快速有效地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但是持续性较差，因此并不适用于相对贫困治理这种漫长的拉锯战。相对贫困是一种多维度的贫困，因此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入手，而不应过分关注经济指标的达成。

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相对贫困治理的专门路径，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为相对贫困的治理带来了契机。

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乡差距问题，其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让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从这一点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和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乡村，而乡村的主体正是农民，乡村振兴要实现的是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环境的改善、精神生活的丰富，强调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帮助农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致富之路。我国相对贫困人口同样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以农民为主，相对贫困治理追求的是相对贫困人口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维度摆脱贫困状态。政府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时要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主观能动性，帮助相对贫困人口更加自主、长久、有效地摆脱贫困状态。如果说脱贫攻坚是降临到久旱的土地上的一场大雨的话，那么相对贫困治理就是绵绵细雨，虽不及大雨那般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却能更持久、更温和地滋润大地，并顾及那些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边边角角。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乡村振兴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躁，不可冒进。从时间跨度来看，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是一致的。

乡村振兴可以用“产业兴旺、生态振兴、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二十个字来概括。相对贫困治理同样需要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文化的建设、乡村治理体制的完善和相对贫困人口收入的提升。

（一）产业兴旺与相对贫困治理

益贫式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减贫的最大动力来源于经济增长，而产业发展正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产业扶贫被视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根本之策，产业兴旺被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首位，由此可见，产业的发展对于两者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绝对贫困的治理和相对贫困的治理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和延续性。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所起的作用和积极意义仍然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治理，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式扶贫，相较于输血式扶贫更为有效持久，与相对贫困治理也更为契合。

绝对贫困需要解决的是温饱、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些基础问题，而相对贫困则是要实现美好的生活。收入的增加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传统小农生产效率低下，只能满足家庭生活所需，对于收入提升并无太大帮助。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产业化有着较大的利润空间，通过扶持参与乡村地区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拉动相对贫困人口本地就业和自主发展，对其收入的增加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日常生计的流动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导致相对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东中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数以亿计的农民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涌入沿海地区及内陆大城市，由农民变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廉价的食物，穿着廉价的衣服,以求攒下更多的工资；他们在拼命赚取更多金钱的同时为自己的健康埋下一个又一个隐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所以他们主要从事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就业情况并不稳定。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这就导致农民工一直暴露在较大的生存风险之下。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有着相较于农村更高的收入，但是其生活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在农村更差，容易出现贫困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主要依靠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是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也不失为一个解决路径。乡村地区的产业兴旺能够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工回流，农民就地就业能够大大解决其流动性问题、住房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以此可缓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问题。与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相伴随的还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相对贫困问题。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一方面离开父母和孩子，精神生活略显单一；另一方面老人和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弱，遇到疾病灾祸时，其生活难以得到照料。农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农民工回流同样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业扶贫同样有着和相对贫困治理不相适应的地方。大量扶贫产业并不是因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政府集中调配大量资源扶持起来的。因为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扶贫产业多是一些技术含量低、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的产业。一些贫困地区的产业千篇一律，其产品集中涌入市场后，可能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衡，影响扶贫产业的后续发展，甚至导致部分扶贫产业的失败。尤其在脱贫攻坚任务结束后，政府投入扶贫产业中的资源势必会有所减少，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扶贫产业面临的风险。

乡村振兴战略，尤其是其中的产业兴旺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存在着目标和主体的一致性，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会吸引海量的资源进入乡村，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后续支持，避免这些产业因缺乏资源而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产业兴旺有着更多的耐心，更追求可持续性，故而对相对贫困治理这一漫长的过程有着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产业兴旺与相对贫困治理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产业兴旺将会为缓解相对贫困提供重要支撑。

（二）生态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

贫困地区往往生态环境恶劣，农业发展条件较差，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从而有效改善当地贫困现状。随着生态扶贫政策的落实，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基本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与保护。

生态振兴与生态扶贫存在着延续性，生态振兴会延续对生态治理和保护的投入，巩固生态扶贫的成果。生态振兴也是对生态扶贫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为相对贫困人口创造新的收入渠道。

生态振兴强调对人居环境的整治，通过对农村地区垃圾清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村容村貌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环境面貌，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美丽整洁的居住环境。一方面能够减少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的疾病，减少农民的医疗支出；另一方面能够大大提升农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帮助相对贫困人口摆脱社会心理性相对贫困。

（三）乡风文明与相对贫困治理

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相对贫困人口内在的“思想贫困”问题和“精神贫困”问题。精神上的富足能够为相对贫困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其依靠自身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在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居民通过普通的种植养殖就能满足其自身生活所需，还会有所结余。外出务工更是能为家庭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在不适宜发展农业的贫困地区，相对贫困人口亦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摆脱相对贫困。

但是少量相对贫困人口内心中一直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尤其是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国家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等靠要”的情况也愈发严重，甚至出现了“养懒汉”的情况。对“懒汉”的救济越多，“懒汉”就越缺乏发展自身的动力。目前，国家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主的阶段，地方政府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而一“兜”了事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一味依赖政府补助的“懒汉”必须自力更生，而让“懒汉”自力更生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培育和激发“懒汉”的内生动力。培育以“等靠要”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唱响“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主旋律，对好逸恶劳的负面现象进行有策略的批评批判，让羞耻之心在摆脱贫困中发挥作用。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丰富方可称为美好的生活。前文中提到相对贫困是一种多维度的贫困，其中就包含精神层面的贫困。脱贫攻坚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相对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问题，而乡风文明建设则为解决相对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问题提供了契机。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能够帮助相对贫困人口摆脱封建落后思想，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帮助相对贫困人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国家与社会，增强国家认同感，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农村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例如传统戏曲、广场舞、棋牌室、体育活动，丰富相对贫困人口在农闲时的精神生活。邻里之间通过这些文化活动能够友好地互动，也有利于和谐乡村的构建。农村地区的居民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拥有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治理有效与相对贫困治理

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在扶贫任务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背景下，党和政府在行动的方式上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广泛而强力的社会动员向常规化制度化贫困治理转变，而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扶贫机制，将扶贫工作纳入国家治理的常规性工作之中。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治理有效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乡村社区犯罪率持续降低，乡村社区民事纠纷日趋减少，矛盾突出、生活失意等导致的极端事件明显减少，乡村社区信访率逐年下降，乡村社区特殊人群得到有效管理和服务，乡村社区生活困难群体得到有效帮扶和服务，乡村社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乡村社区居民安全感逐年上升。

乡村社区生活困难群体和留守人员正是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而治理有效则要求正面回应这两个群体的贫困问题。因此，要实现有效治理，就要让这两个群体得到持续有效的帮扶，保证其不陷入相对贫困的境地。因此，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纳入治理有效之中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治理有效的实现也意味着相对贫困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五）生活富裕与相对贫困治理

生活富裕是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统一体，是提高贫困户获得感的根本保障。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对缓解相对贫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讲还在于能否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根本性目标；相对贫困能否缓解，实质上在于能否缩小差距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阶段，实现生活富裕、缩小差距，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也是缓解相对贫困的现实所需。

2020年后，我国虽然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如农民持续增收不稳定、农村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不高、收入差距较大等。因此在具体实践中，要始终把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拓宽就业渠道、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着力点。同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缩小差距，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以上内容都是就乡村的贫困问题展开的讨论，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扶贫工作的重心在乡村。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些人虽然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又陷入了相对贫困。因此在2020年后，城乡均为贫困治理的重要场域。

四、城镇化与缓解相对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一批城市获得较大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居民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纷纷涌入这些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丰厚的报酬，他们用这些报酬改善了家庭的饮食、住房、教育、医疗等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既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农民工大都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回到农村，其余时间都在城市中度过，还有一些随着收入的提升在城市中买房并定居下来，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也是城镇化的过程。就此而言，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

然而城镇化进程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对贫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和留在农村的人口相比，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有着更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需要支付高额的房租费用，而且缺乏稳定的就业保障。根据郭君平等人的测算，2015年若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3.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农民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为2.07%，消费贫困发生率为12.30%；若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为相对贫困线标准计算，农民的贫困发生率为26.33%。可以看出，农民工虽然收入相对可观，但是他们的消费能力、水平被限制到很低的水平。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且工作环境较差，个人防护措施往往不到位，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染上职业病的概率也较大。此外，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群体在其务工的城市中往往被排斥在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他们只能享受到户籍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无法享受到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他们为了应对可能的疾病以及老年生活而尽可能地存钱，从而压制消费的欲望，这正是消费贫困发生率如此高的原因。

除了农民工群体本身的相对贫困外，城镇化进程还存在着让乡村地区的留守老人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根据国家发布的数据，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 388万，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 603万，占总人口的12.6%；其中独居和空巢老人数量庞大。这些空巢老人在农村面临着困境：其一，由于农村养老体系的不健全，这些空巢老人主要依靠自己从事农业劳动来养老，其劳动产出和自身消费保持着低水平的平衡。其二，空巢老人因为年纪较大而面临着因为疾病而失能的风险，但是因为儿女进城务工，可能会陷入无人照料的境地。上述两种情况导致老人贫困现象愈发突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能够有效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但是部分贫困人口搬到城镇后因为文化水平和年龄的限制，缺乏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加之城镇的生活成本高于乡村，很多搬迁户难以适应城镇生活。于是，就出现了部分贫困户住在城镇，但还会不时回到老家种地，甚至有部分贫困户因在城镇生活困难，不愿意待在迁入地的情况。换言之，贫困户进入城镇后陷入了新的贫困，正是这种新的贫困迫使他们回到农村那种产出和消费均处于低水平平衡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对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相对贫困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因此国家扶贫工作也是围绕乡村展开，这是合情合理的。但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相对贫困会逐渐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心。在2020年之后，我们不仅要关注乡村贫困问题，还要重视城市贫困问题，统筹考虑城乡贫困问题；要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反贫困治理体系，由政府统筹各方面资源，统筹推进城乡相对贫困治理，尤其注重解决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要建立起多部门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特征，因此要扶贫（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环境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打破扶贫工作“ 碎片化”的困境。

除了建立反贫困治理体系之外，我们还必须建立恰当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建立了标准，我们才能确定到底哪些才是需要救助的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城乡性特征，因此在贫困线标准的设定上，应当体现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城乡差距。此外，相对贫困相比绝对贫困更加多维，也更加复杂，若相对贫困的治理权过度集中，则很有可能会脱离地方实际，因此中央应当赋予地方更大的治理相对贫困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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