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成功的三大诀窍，曾国藩几十年官场不倒

官场历来险恶，既是名利场，更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平步青云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丧身送命的也大有人在，位极人臣的同时也意味着危机四伏，能够善终者并不多。晚清朝廷重臣当中，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官场之险甚于战场。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在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游刃有余，生前快速升迁，久居高位，死后又能得以善终、备极哀荣，他的成功不言而喻，但是他为何能够做到这点？

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都烙守此法，最后真正实现了善始善终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他的城府很深，颇有心机，这也是明智的表现。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是官高位显的人，都希望能善始善终，但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这主要在于能否领会居官之道。曾国藩通过自己对官场事态的深刻理解，总结了官场三大铁律，并以此作为白己为官处事的准则：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曾国藩官场不倒翁最关键就是这一条。他沉浮宦海几十年，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辈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节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和挤压，作为汉官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从而想得更多更长远。

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时，还是在最郁闷不得志的时一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但他与掌握生杀大权的穆彰阿、肃顺却有着密切联系。肃顺当权的时候，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一仔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了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路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并大肆接纳党羽。而湘军首领曾国藩自然也是他的拉拢对象

在肃顺的力荐下，1860年，朝廷先是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继而实授，且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不久，皖南军务也归曾国藩督办。但是，曾国藩自始至终没有写信给肃顺表示感谢。

在军国大事上，曾国藩既不直接给肃顺写信商议，又巧妙地通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书信往来影响肃顺的重要决策。

1861年，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在恭亲王的帮助下，发动“辛酉政变”，扳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肃顺被斩首于菜市口刑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被赐自尽，而曾国藩却安然无恙。曾国藩常说自己拙政，实际上这是藏巧于拙的大聪明

曾国藩认为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贪再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

官场有定律也有恶习。官场恶习害人至深，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从而妨害仕途的发展。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自己的过错。尤其是掌握了重权，前呼后拥，就更忘手所以了。

曾国藩对名节的重视几近苛刻，为了修身，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著名的修身十二条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曾国藩自认不是圣人，“择善而固执之”便是曾国藩秉持的修身信念。曾国藩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

靠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身，曾国藩的大儒名气深入人心，朝廷上下都知道曾国藩是君子，自然也就少了敌人，多了朋友。

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驱除自身的不良习气，人臣一至中位，就可能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不能以此为乐，反应该借此反省自己，完善自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曾国藩认为，人生百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才会出现。懒惰则松懈，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不会努力做事，更不要说做成什么事了。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一时的松懈可能错过的就是一生中最好的机会。

所以，曾国藩把“勤”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他说：“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