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知名作曲家陈其钢简介资料：作曲家陈其钢忆父亲陈叔亮

澎湃新闻记者 廖阳

“我出生时父亲50岁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老人，所以我失去了了解他前半生大部分经历的机会。”9月底，在“陈叔亮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上，作曲家陈其钢不无遗憾地说道。

纪念活动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政协台州市黄岩区委员会共同主办，在陈叔亮的家乡浙江台州黄岩举行。书画展、座谈会、文艺汇演，纪念活动热热闹闹，持续了一整天，高朋满座。

陈其钢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他不要外出，但他仍戴着呼吸器，从北京跋涉到了黄岩。

“还是忍不住有点小激动，这终归是父亲生长的地方。”纪念活动给了陈其钢一次走近父亲的机会。活动举办前两周，家乡人发现了陈叔亮20岁时手抄的一本《国乐图说》，笙、笛子、琵琶、二胡、三弦……他都亲笔勾勒，自己给自己画音乐教材。陈其钢很惊讶，“学一件他感兴趣但并非他专业的事，如此上心，那种好学和钻研的精神，我小时候做不到。”

作为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家，陈叔亮可以说是艺术全才，在书法、绘画、篆刻、诗词、音乐、戏剧诸方面均有成就，尤以书画见长。

“他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这是座谈会上，在坐者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九十载（1901-1991）人生旅途中，陈叔亮身上的标签很多，而在那些最亲近的人眼里，他的形象很具体——在子女眼里，他是一个好爸爸，在学生心里，他是一位好院长。

陈叔亮

好爸爸

自由，开放，不拘小节，不拘一格，这是陈其钢对父亲的最深印象。

1957年至1982年，陈叔亮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领导职务25年，然而在家庭教育里，“他从来不说教，从来不命令，甚至都没有好好学习这个说法。”

陈其钢幼时的学习完全出自本能，最好的功课是体育和音乐，其他平平，尤其算数较差，“不懂就去问他，他算数很差，无能为力，但他会帮我画画，做美术课作业。”

小时候的陈其钢尚武，一言不合就出拳相向，常常满身伤痕回家。有一阵，他迷上学自行车，后脚脖子老受伤，看到他鲜血淋淋，一瘸一拐的样子，父亲会感慨，“牛牛真有毅力!”但从没说过“太危险了”“今后注意”之类的话。

9岁时，陈其钢被人用铁块打破头，父亲连忙带他去朝阳医院，也没有责备。回家路过一家小卖店，他怯怯地说想吃糖，父亲不知糖果限量供应，要凭糖票，最后买了哈密瓜干。那些哈密瓜干成了陈其钢记忆中永远无法比拟的美味，“我不但记住了哈密瓜干的香甜，还记住了爸爸内心深处的温暖。”

和陈其钢一样，姐姐陈滨滨认为，父亲是爱而不“溺”，教而不“训”。她从未挨过父亲的打骂、挖苦或钳制，做错了事，他也从不粗暴地打棍子、浇凉水，往往用一些幽默、形象的言词进行点拨，耐心等她去觉悟。

陈滨滨记得，自己十来岁时虚荣心很强，在家练钢琴，要是听到隔壁房间有客人，脑子里就会冒出要“显一显”的念头，弹得很响，拼命把速度加快，“爸爸懂我的心理，但很知道给我留面子，总在事后呵呵笑着跟我说：我晓得的，只要有人来，滨滨就要开火车了，拼命加快，快得不得了，哪里知道，人家最不高兴的就是坐火车。”

“没有教育，就是他的教育。”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管图书馆工作的院长，有一阵，陈叔亮总要到北京琉璃厂走访文物专家，收购古画、书法、家具和文物，常将陈其钢带在身边。他还爱去故宫，只要有藏品展出，场场必到，去时也不忘拉上陈其钢。

大人之间的谈话被陈其钢听在耳朵里，时不时反刍出来，常让以为他什么都不懂的大人吓一跳。久而久之，父亲给他取了个外号，“心中有数”。

“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无需说教，耳濡目染足矣。”陈其钢说，只有极个别的时候，父亲会提醒一两句，比如对什么上瘾，会说玩物丧志，但永远不会再说第二次，“这对我影响挺大，每当我做一件事情上瘾时，马上就想到这句话了。”

1963年，陈叔亮和夫人肖远、陈其钢、陈滨滨。

对孩子不说教、不打压，对外人，陈叔亮也不谄媚、不欺压。

陈叔亮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坚守25年，他的职务始终没有晋升，以副院长的身份进去，又以副院长的身份离休。这在如今是很难想象的。

“从来没有说升不上去，去找哪位部长聊一聊，更不用说送礼。他的脸上没有阿谀奉承的姿态，领导来了，微笑着，老百姓来了，微笑着，‘右派’老师来了，微笑着。”

这份傲骨也传给了陈其钢。在他看来，不会奉承的人，不会鄙夷和欺负弱者，而欺负弱者的人，一定是爱奉承的人，“父亲没有，见谁都一样。”

有一阵，很多“右派”老师来家里，一坐就不走了，无助的他们没地方说话，陈叔亮深知知识分子的不易，愿意听他们说话。那时候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限定口粮，右派老师来家里，姐姐和妈妈有时候会着急，因为口粮一分，家里就不够吃了，但父亲不急，说没吃饭就在家里吃。

其实，陈叔亮本人也多次被政治运动波及。1959年，他被定为所谓“右倾”典型而受到批判，职务由党支部书记降为党总支第二书记。197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留守处有位负责人拉他去湖北丹江“休养”，结果到了才知道和劳改农场没两样，每天要挖泥养猪，沉重的劳动叫他透不过气来。

“去牛棚看他，他对着我笑，后来去丹江农场看他，他仍然跟我有说有笑，还唱戏。世界上什么人不会笑?但是能够永远笑对生活的人却不那么多。”在陈滨滨的印象里，父亲最多的表情便是“笑”，从没见过他哭丧脸、满面冰霜，更没见过他脸红脖子粗。

“他从没在家庭内部说过一次，他受过屈辱、受过批判。”直到后来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史编写组成员张京生提供的历史资料，陈其钢才知道，父亲竟然经历过这些磨难。

1953年，陈叔亮与陈其钢、陈滨滨在文化部大门外。

在家里，陈叔亮很少把行政工作、领导工作挂在嘴上，家居时间都放在艺术上。他原是丹青妙手，但他的艺术兴趣相当宽，爱看京戏，爱唱昆曲，爱听古琴，爱拉胡琴……一切中国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艺术，几乎都跟他有缘。

“我们家的家传是中国绘画、书法、诗词、昆曲、京剧、梆子戏，崇拜的是顾恺之、八大山人、唐寅、王羲之、怀素。”从小，陈其钢和姐姐便随父亲学京戏、昆曲，姐姐唱昆曲的旦角，他唱武生、花脸或老生，父亲就在一旁拉京胡或吹笛子伴奏，很是畅怀。

那时的陈其钢对戏曲无所谓喜不喜欢，只是作为一门能够炫耀和献艺的技能，也是为了让父亲高兴，学得投入。但投入慢慢发酵，无形中对他产生影响，在其中西交融的作曲之路上开花结果——他所受的教育，先是彻底的传统，再到法国接受西洋文化熏陶，对比之后，才觉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他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爱好没有任何使用目的，完全是一种天性，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挚爱。”在一篇回忆文里，陈叔亮的夫人肖远记述道。

《国乐图说》，年轻时的陈叔亮自画音乐教材，苦学传统音乐。

陈叔亮对艺术的痴迷始于书画。出生于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没钱购买笔、墨、颜料，就以廉价的土纸、包装纸、破碗底、土染料为工具和材料。夏夜溽暑难捱，蚊蝇成群，买不起蚊香，他只得汗流浃背地坐在厚厚的麻帐里临帖习字。日夜勤练，长年不辍，他十几岁便熟练“梅兰竹菊”，长于“二王”书体……

一闭上眼，陈滨滨就能看到父亲坐在案前磨墨的形象，拿着墨的手沿着砚台画了一圈又一圈，不慌不忙，不急不乱，墨块一点一点薄下去，墨汁一点一点浓起来，砚台经不住这种“铁杵成针”的磨，中间渐渐凹出了一个坑……

“一个‘磨’字，便可以概括爸爸搞艺术创作的形象。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他就是一头牛，认准了一个目标，便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走下去。不投机，不取巧，不耍小聪明，不追赶时髦……他追求的是心目中的艺术境界，而不是庸俗的功名利禄，因此他向来不浮不躁，只是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钻呀钻、磨呀磨。”

靠着老老实实的艺术态度和扎扎实实的苦功夫，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最终奋斗成为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书法家、画家。

“他从小生长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要想找到自己的前途和生存之地，太不容易了。没有任何人提携他，一切都靠自己努力。”同样是艺术家，陈其钢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从小就碰到伯乐，每走一步，都有人带着他往前跨一步，事业特别顺利。

尽管磨难重重，然而陈叔亮始终乐观、积极、坚韧、豁达，不气馁，不服输。

“他是医生叫开刀就开刀，叫吃药就吃药，从来不问一句为什么。我会问，要吃什么药，这个药什么功能，到处询问，上网查阅，最后搞清楚以后，我说药不能吃。”今年70岁，容易纠结、习惯了悲观的陈其钢十分羡慕父亲的好心态，笑说，“要像他那样，我一定也能活到90岁！”

1962年，陈叔亮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待郭沫若。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

陈叔亮与书法家启功。

好院长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25年，是陈叔亮工作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7年从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副司长调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后，他团结和******了一批工艺美术界的著名专家和教授，为学院的起步和专业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屡屡帮助学院渡过难关。

“他是一位笑容可掬、平易近人的长者，对待真理和善良，充满了爱护和宽恕的情怀，奉行‘克己为人’；对待丑、恶的人和事，他是条‘铁老汉’，既不屈服也不消沉，始终坚持正确的信念。”

现年90岁的常沙娜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三任院长，1980年代初接任院长的重任时，曾向陈老表示出胆怯，他中肯而和蔼地说出“四要”：要依靠全院教职工，要努力学习，要全力以赴，要舍得为学院作出个人的牺牲，最后鼓励她，“相信你一定能把事办好。”“这是多么简单而有分量的嘱托啊！它成为我后来工作自始至终的力量和鞭策。”

“陈院长在师生心目中威望极高。”张京生还记得，1985年，学院举办首届教师节庆祝会，他受常沙娜的嘱托去接陈老，参加会议的师生见到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来了，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场面热烈而温馨。

陈叔亮书法。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陈叔亮鼓励和扶持后辈的例子比比皆是。

“许多人知道燕京书画社，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燕京书画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和陈叔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1级学生、燕京书画院创办人王成喜说。

1979年，王成喜受命筹办燕京书画社，钱无一分，房无一间，画无一幅，面临着请名人写匾额的难题。王成喜找了几位名人，人家一听筹备情况和那副简陋样，都很客气地谢绝了。画家许麟庐建议他找老院长，字好人又好，肯定会支持。陈老是书画界都仰慕的名人，能给写吗?王成喜硬着头皮，找到了陈院长。

说明来意后，陈院长毫不迟疑地说，想法太好了!书画社不仅安排了待业青年，又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培养人材，还能给国家创汇，必须支持。“燕京书画社”五个斗大的行书跃然纸上。这五个字，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书画社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

1980年秋，日本友好商社三鸡通商株式会社向燕京书画社发出邀请，提出设立东京燕京书画院，同时举办书画展览，但展品中必须有吴昌硕、任伯年、徐悲鸿、齐白石、潘天寿等近代名家之作。

王成喜找了不少有关单位及收藏家，有的没有，有的要收很高的保险金和展出费，书画社无力支付。带着这个问题，王成喜又去找了陈院长。陈院长认为，这不仅是书画社的事，也关系到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主动提出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借展，什么费用也不要，还叮嘱他不用精神太紧张。

“对一个小小的知青单位如此慷慨，把自己几十年的心血，毫无保留地、不要任何代价地拿出来，我当时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后来，王成喜受人之托，常请陈院长书写牌匾或出国礼品，他总是体恤别人经济上不宽裕，常常分文不取，自己还得往里搭宣纸。

如今，在北京的琉璃厂文化街、长城、十三陵、天坛等二十多个旅游区，在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在日本的东京、京都，你都可以看到“燕京书画社”五个大字。北京赫赫有名的“秀水市场”、中华老字号“东来顺饭庄”的招牌、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的草书“周总理送蓬仙诗”、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题字等，也都是陈叔亮的大手笔。

国画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7级学生、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见，同样对陈院长的滴水之恩铭记于心。

刚入学，因为字写得好，王见被陶瓷系秘书翟树成引荐，开始出入陈院长的家门。院长叮嘱，不用预约，可随时来，书法资料可随便翻看，有问题就问。到了二年级上学期，院长又给他写字条，说可以随时去借图书馆藏明清书法珍藏品，自此，吴昌硕、陈鸿寿、王铎、傅山等一批批真迹被他借出，挂在上课的教室里。

“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能随时出入院长的家门，又能在学习上得到如此关怀，那可不是一般的鼓舞。这种关怀既包含有一种极大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并不断化解成我对自己强烈的自信。时至今日，依然是我研究书法的不懈动力和热情。”

“今天，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吗?”在王见看来，陈叔亮是践行中国文化的典范，而这样的人并不多。什么叫典范?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典范?按照他的理解，就是温润醇厚，有恻隐之心。

王见看过陈书亮为齐白石祝寿的发言稿，又一次感到先生的温润醇厚。

“先生开门见山：一、学习齐白石先生孜孜不倦的苦练精神；二、应该肯定齐白石先生在中国文人画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1953 年的齐白石不像今天这般如日中天。反对者有之，讥讽者有之，贬损者有之。而先生斩钉截铁地肯定了齐白石对中国文人画的贡献和崇高敬意，看上去似乎非常普通的表彰与肯定之言，实际上包含着先生严谨的学术判断。近70年过去了，这两点仍然是提点和研究齐白石艺术的精髓，也最为准确而经典。”

国画

“如果让书法这门艺术断送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那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晚年的陈叔亮献身于书法艺术的复兴事业。1981年，在他和舒同、赵朴初、启功等书法家的奔走呼吁下，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他被选为首届副主席。

同时，晚年的他专攻书法，兼擅诸体，尤长行草。赵朴初赞评：“多能不独张颠草，满纸云烟见性真。”

“他给我的感受，首先是一位老教育家的风度，平易近人，从来不见有什么急促的时候。但在他拿起笔来，便大大不同了，风驰雨骤，墨沈淋漓，像老将临阵，咤叱风云，观者都不由地齐声喝彩。”和陈叔亮相交多年的启功评道。

启功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书画更是如此，陈老的书法可以说具有信手拈来的妙处，“《君问归期》《风生白下》诸幅，都是自头至尾，联贯协调，没有任何拘泥作态的感觉，而磊落大方，自有一种风度。”

启功个人最爱陈老那幅《猫》，一团黑墨，谁知是个猫?只在那有意无意的一小块空白处画上几笔眼鼻，又在右边扯出一个三角形的耳朵，这个猫便栩栩如生。左下边补一个红线团，这猫就跃跃欲试了。

有趣的是，画家刘海粟同样喜欢这幅《猫》，特题词赞扬“心奇迹亦奇，一笔通三昧”。

“艺术家的修养蕴蓄，不能像自来水龙头开关处，要多少流多少地测量出来，而是像在长江大海中，风不来，浪不起，潮头万丈，绝不是人力所能命令出来的。”启功评价，“陈老的杰作，正是在兴会淋漓、风驰雨骤中‘偶然拾得’的。”

在书法上，陈叔亮强调“贵在师心、病在师迹”，明确提出“四新一变”主张：新的结构、新的笔意、新的气势、新的面目，一生求变。八十多岁时，他的书法在全国享有盛名，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成的规矩，要突破，要创新，要走出去。

“先生说到了，也做到了。”王见认为，书法传统是一条长河，川流不息，在一个阶段有一个时代特点，陈院长把握了文化长河经过这个时代时的特点，将长河里的一瓢水舀出来，恰恰和这个时代是吻合的，“他做的所有努力都在这一点上，而且做到了。”

（实习生陈兆宇、龚诗雅对本文也有贡献）

参考资料：《革命文艺家、教育家陈叔亮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