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帮历史真相揭秘：民国时期真实的上海丐帮

民国时期，上海是乞丐的大本营，当时的上海，任何街头都会有乞丐伸手向行人讨钱，他们瘦骨嶙峋、憔悴愁苦，干瘦粗劣的手掌就像是冬天的枯枝。

有统计显示，1932年上海乞丐数目约25000人。乞丐的来源大多为上海周边地区。

据金陵大学1931年的社会调查显示，湖南离村男子沦为乞丐的占总离村男子的56％，湖北占28％，江西占30％。皖南占6％，苏北占5％，平均有21％的男子在离村后过着乞讨的生活。

据《北华日报》1939年报导，在乞丐中甚至发现有南京名校的女大学毕业生。

除了因土匪、战乱、饥饿而乞讨为生的真乞丐，上海也有一些职业乞丐，也就是假乞丐。

很多乞丐都吸食******，究其原因，并非乞丐有钱吸大烟，主要是因为很多国人吸食******倾家荡产沦为乞丐。

据《大美晚报》报道，救世军乞丐收容所在1941年上半年就在租界收容街头乞丐2474人，其中一大半使用毒品者，还有数百人奄奄一息。

在1939年，救世军收容所将法租界中总数达6200人的乞丐中间的5300余人遣返回家，900名有毒瘾的乞丐被戒毒。

乞丐里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外国乞丐，救世军收容所当时把乞丐分成三类：中国乞丐、无国籍外国乞丐、有国际外国乞丐。

当时的《申报》记载的一件俄国乞丐惨案：“天甚为寒冷，这时有衣衫槛楼不堪之俄人多名，既无居宿，纷纷往停泊法租界洋泾浜码头之德旧海军拖驳船上，……卧于炉子顶上避寒，岂知好梦正酣，内有一名因翻身滚入炉下，不能动弹……。”

“自八日起至十一日止，计共三夜中，南市九亩地一带，乞丐鏖集之处，无衣御寒，相继冻毙者，共达五人。”

这还不是最悲惨的一幕，据上海档案馆藏记载，仅1942年元旦就有113名乞丐在上海街头冻死。

同样是上海档案馆藏记载，1940年仅慈善墓地就收殓了29440具乞丐尸体，其中有20720具儿童的尸体。大多是因为乞丐身上传染病极多，生活条件极差。

“小孩子普遍患沙眼，皮肤病……多数有肠胃病、心脏病、肺结核……”

上海乞丐******的大本营, 主要是在城隍庙一带, 其次是十六铺, 在南市、闸北也有许多乞丐集中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说禁止乞丐进入，但整个上海随处都能见到乞丐，租界里也有。

“鱼有鱼头, 蛇有蛇精, 蚂蚁有主, 蜜蜂有王, 俺们这些人也得有个窠, 有个头”。

民国时期, 上海有陆、周、钟、王、二沈、二赵八个著名的丐头, 这八人掌管着全上海的乞丐。帮按乡土划分，分为凤阳帮、淮阴帮、山东帮、江北帮、浙江帮和本地帮。

八个有名的乞丐帮派，每个帮派的首领是丐头，用武侠小说的语言就是“八个丐帮帮主”。这些“帮主”一般是当地的地痞恶棍。

丐头们制定帮规，从乞丐手里收钱，丐头们是有钱的。他们除了从底层乞丐手里收钱，还去收街上商铺的乞丐费、富贵人街结婚的赏钱，

每个丐头手下，有六个大头目和几十个小头目，他们是丐帮的中层管理者。除了头目以外，还有一个称谓“爷叔”，虽然它名称上在小头目下边，但实际权力仅次于丐头，“爷叔”直接管理底层乞丐。

丐帮的最底层是“小鬼”，“小鬼”实际就是童乞、流浪儿，他们归“爷叔”直接管理，“爷叔”从街头行乞的流浪儿中收养一批，这些流浪儿需要有人担保，“爷叔”才会收养，让他们成为“小鬼”。

“小鬼”一般五六个人一起，沿途乞讨，或者在桥头附近帮人推车，索要钱财。“小鬼”们讨来的钱要交给“爷叔”，如果隐瞒或者少交，就给挨“爷叔”的毒打。

有的“爷叔”会定下每天的指标，必须交够多少钱，无论刮风下雨。“小鬼”如果讨不到钱，为了避免毒打，他们甚至会找同伴借贷，等以后再还给同伴。

“小鬼”们白天行乞，晚上是没有睡的地方的，他们要睡在弄堂里、屋檐下，甚至是把棺材当成床铺。

丐帮的管理非常严格，除了金钱上管理底层“小鬼”，对其成员的很多行为也有约束，帮规处罚极为严厉。

捆绑手脚, 不给饭吃的“扎馄饨”；

用板子插入背骨的“板抽背”；

用板子刺额头的“板入额 ”；

最严重的还有毒打致死的死刑。

乞丐乞讨的花样很多，从上海到北京天津有若干种乞讨方式，大致分为“路乞”、“艺乞”、“苦乞”、“骗乞”、“恶乞”等。

是一般的乞讨方式，伸手向路人乞讨，说“太太行行好”的乞讨话语，不强索。

是以“莲花落”、“大鼓”、“杂耍”“猴戏”这样的江湖卖艺的方式乞讨。如“莲花落”来到自行车铺，“艺乞”会打着主板开唱：

打竹板，往前挪，

掌柜卖的自行车。

自行车，真不赖，

骑车准比走得快；

女坤车，没大梁，

骑车就是不上房；

自行车，真正好，

就是不能横着跑

……

如果店铺老板不给钱，他们的“莲花落”唱的内容就会变得难听起来。如杂货铺：

打竹板，迈大步，

眼前来到杂货铺。

你这个掌柜真见鬼，

烧酒里面掺凉水。

香烟茶叶长了毛，

半盒火柴都划不着。

大秤买，小秤卖，

说你多坏有多坏。

是用自残的方式进行乞讨，以此博人同情，但往往也让人生厌。

即乞丐用刀或针戳破自己的头或脸，有的用尺把长钢刀塞进喉咙闻，或者用铁板把头打破，弄得血肉淋漓，以换取路人怜悯，掷他一个铜子。

以盲丐居多。他们把锋利的铁钎插在头顶，钎上点着一枝线香、两支红烛，香烟缭绕地走在街上，用以招引观众和激发慈悲之情，求人们施舍几枚铜元。

行此道者，一手拿根大铁钉。一手捏个鹅卵石，向人行乞时，也不言语，只是先把钉子、石头在头上比一比，你若会意给钱，他就不刺激你，领谢而去，你若不给，或者不懂，他就当着你的面，以石头敲钉子钉脑门，直钉得鲜血满颊，叫你受不了，只得给钱打发走人。

耍蛇的乞丐，敞开衣襟，高卷袖子，一条细小的青蛇或挽在手臂上，或绕在颈上，时而还要翘起蛇头，吐出火焰般的信子。你若还不动心给钱，他便耍出看家本领——吞蛇!昂头张嘴，两手把蛇拉仲，从头到尾往嘴里塞，往喉咙里吞，直塞得乞丐的脖子鼓起来，蠕动着，实在叫人目不忍睹。当事者只得赶紧给钱，叫他走开。

身体正常乞丐装扮成残疾人，如假装聋哑人，扮成瞎子、瘸子、拐子、瘫痪等，伪装身体残疾。有的则假扮成僧人道士靠化缘的方式进行讨要钱财。

乞丐在地上铺一张破烂的纸，上面书写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自己跪在一旁或一边哭泣一边向行人倾诉自己的悲惨境地。有的跪着几个人，既有婴儿还有老人，像是一家人，其实是为了得到行人的同情和施舍而饰演的一套骗局，还有的在地状旁老者被化妆成一具死尸，以此乞求人们的施舍。

乞丐也有更先进的，有些会讲各地方言甚至外语，他们就是“摩登丐”。

“有的乞丐口操日语向日本人行乞，有些‘路丐’的路诉状纸是用极为纯熟的英文写就的，中英文各一种，方便向国人和外国人行乞。”

在上海九曲桥下有一说英语的乞丐尾随行人，曰“密斯脱(Misler)，做做好事哉，赏赐穷人一个考半(coin)买粥吃。穷人前头也读过泼刺买老爱(Primary)而里头(A little)，现在拉俚做倍勾(Beggar)，求三位密斯脱赏赐一个考半。”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乞丐收容治理的三条原则。

1、有家可归的乞讨者送其返乡参加劳动生产。

2、无家可归尚能自食其力者，集中起来帮助就业。

3、老弱病残和无家可归者予以收容，送至救济机构，传授生产技艺，使其自食其力。

1949年发放救济粮17万公斤，煤36500多公斤，共救济22394人，达到了原来提出的“不许冻死或饿死一个人”的要求。

新中国天津临时乞丐收容所牙刷科

成立了专门的收容管理机构，有救济院、安老所、育幼所、平民习艺所、妇女教养所、生产教养院、劳动习艺所等。通过因地制宜多种渠道对乞丐进行收容、救济、管理、改造。

新中国天津临时乞丐收容所童读班

经过各种途径对乞丐进行就业、劳动生产等安置，1949年底，临时性乞丐的大大减少，并且数量不再增加。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乞丐现象基本上在北京消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收容、教育以及善后安置以后，各大中城市的市面上的乞丐基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