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的城市发展历程 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

四大名著三部诞生于淮安？

有研究者认为，四大名著中除《红楼梦》外其它3部都诞生于淮安。果真如此？《西游记》问题不大，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记载《西游记》是吴承恩所写，同时根据现有的资料，吴承恩本人十分酷爱写这些神怪小说，除《西游记》外他还写了一本神话小说《禹鼎志》，因此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不是没有质疑，但主流观点是认可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不同了，作者及作品留下的历史信息极少，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现有的史料实际无法较有说服力地证实这两部书诞生在淮安，当然也无法说明它们诞生在任何它处，因此关于这两本书诞生地及作者经历等问题，历来是各唱各曲，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好。

然而淮安与中国小说、戏剧的深厚渊源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淮安诞生了很多小说大家，除吴承恩外，还有写《剪灯新话》的瞿佑、《平妖传》的沈会极（沈坤孙子）、《笔生花》的邱心如、《金壶七墨》的黄钧宰、《老残游记》的刘鹗等。另一方面，古往今来很多广为人知的小说、戏剧一直稳定而持续地输出淮安元素。如《牡丹亭》中男一号柳梦梅说道：“一路行来，且喜看插天高的淮城，城下一带清长淮水”，然后他夜宿漂母祠。

柳梦梅曾住过的淮城漂母祠（朱红辉/摄）

《老残游记》中对淮安的描写更是诗情画意：“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风景倒也十分可爱。湖中有个大悲阁，四面皆水；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红栏围护；湖西便是城墙。城外帆樯林立，往来不断。到了薄暮时候，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挂着通红的夕阳，煞是入画。”

20世纪40年代的勺湖与淮安北角楼（来源：文史淮安网）

最知名的还是《水浒传》最后一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对楚州城南的描写：“且说宋公明自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到任之后，惜军爱民。宋江公事之暇，时常出郭游玩。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其山四面都是水港……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于此处，堪为阴宅。但若身闲，常去游玩，乐情消遣。’”最后如宋江所愿，他和李逵等人就被安葬在楚州蓼儿洼。因此《水浒传》无论是否在淮安创作完成，作者施耐庵一定是对淮安比较熟悉并对淮安有感情投注的。其实早在宋代，淮安人龚开就曾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记录了吴用、卢俊义、鲁智深、武松、李逵、阮小七、戴宗等人的姓名和绰号，这些为施耐庵完成《水浒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元代关汉卿撰《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来源：文史淮安网）

其他，如关汉卿《窦娥冤》是在淮安采风所得，《金瓶梅》中多次提到淮安及淮安特产，吴敬梓将他在客居河下盐商家时所听到故事写进了《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中有25回写到淮安，《施公案》中更有84回写到淮安等等，不胜枚举。

淮安为什么能和元明清小说戏剧产生如此强的粘性呢？当然和淮安的运河之都地位有关。运河促进淮安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千帆竞渡的运河，人声鼎沸的码头，鱼龙混杂的古镇，伴旅店孤舟入眠，助酒楼茶肆雅兴，无一处不呼唤着轻松休闲小说、戏剧的出现。如同今天的文艺作品多以“北上广深”为故事发生地才能畅销，古时亦然，作者为了畅销，在构思作品时会自然加入“淮安元素”，同时作者也只有在像淮安这样大城市的生活阅历，才能洞悉市民的需求，写出应时代所需的作品，这也是为何淮安能走出吴承恩、刘鹗这样的小说大家的原因。

兰亭笑笑生撰《金瓶梅》中也有诸多淮安元素（来源：文史淮安网）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大城市很多，运河边也有“四大都市”，为何淮安能在小说、戏剧上独领风骚，出这么多精品力作呢？也就是说相较于其它城市，淮安有哪些独特之处呢？与南京、北京这些考进士、考举人自带杀气的帝都城市比，淮安的意识形态领域管控显然要松些，文人在淮安生活会更放松。同样的一根竹竿砸下来，漂在北京的文人可能会低头路过、熟视无睹，淮安的“淮漂”们却可能激发出“潘金莲失落竹竿巧打西门庆”的创作灵感。淮安既然可以为戏剧和小说创作者们提供广阔素材来源与宽松休闲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地也就成了文青们所向往、惦记甚至开涮的对象，作品中的淮安元素集体喷涌而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刘鹗撰《老残游记》书影（来源：文史淮安网）

同样在运河边，明清两代领士林风气之先的苏州为何在此期间的表现不如淮安呢？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元之后，时刻面临黄河水患的淮安人天生多了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是成就伟大作品的先决条件。相较于其它大城市，淮安阶层结构更不合理，贫富分化更大，文人上升通道更窄，因而城市上空中弥漫着压抑的愤怒情绪。苏州则不然，良好的气候与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为苏州附近地区带来了平顺的发展轨迹。这里的人习惯了风调雨顺的年景，相信只要勤恳劳动就会有回报，心态显得平和温润。“吴侬软语”与“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显然不合拍。这点从吴承恩和刘鹗身上看得最明显，《西游记》《老残游记》都在漫不经心的“游”中透露了作者对自身的不甘与对现实的不满，黄钧宰的《金壶七墨》在针砭时弊上更是不遗余力。其次，淮安在历史上既是繁华都市又曾长时间作为国家军事重镇的多样性是苏州、杭州这样的长期歌舞升平的城市所不具备的，这些悲难的经历对当时淮安人是噩梦，对后世小说创作者却是财富，如《牡丹亭》里《淮警》《移镇》《御淮》《淮泊》等篇章就是以李全乱淮为背景创作的。

今天，我们对历史上很多经典作品以淮安为背景或在淮安创作完成会感到些许惊讶与陌生，这与我们丧失了历史上的淮安人所拥有的大城市视角有关。

出道即巅峰的常盈仓

明清漕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由漕军从江南收粮食后直运北京的，而是有个发展过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规定江南的粮食由农民自己运到都城南京。

随着会通河的打通，永乐十三年（1415），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朱棣正式决定迁都北京，这就给运粮的江南农民出了一道难题。为了减少迁都的阻力，朱棣规定江南的农民需要自己将粮食运到淮安，然后交由漕军接收后再统一运往北京，这实际是各让一步、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于农民而言，粮食运往淮安虽然比到南京远些，但尚在可承受范围内，对朱棣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实行漕粮由漕军全线托运，政策调整过大，相关制度、后勤配套远远滞后。

清初一则淮安仓请旨处分公文（来源：文史淮安网）

政策实施后，江南粮船蜂拥而至淮安交粮，淮安城内外原有的粮仓已远远无法满足粮食存储的需要，于是陈瑄紧急在离城30里的清江浦河畔新建一个大粮仓，这个粮仓拥有仓廒80座，仓房800间，最大储存量为150万石，粮仓取名为常盈仓，又名淮仓。因常盈仓对维护漕粮安全有重大意义，它从一开始就不属淮安府管辖，而由户部直接管理。然而朱棣这一漕粮运输政策明显带有过渡性质。包括淮安在内的江淮地区和北京不一样，这里土地潮湿，极易造成仓库中粮食发生霉变，长久储存成本很大，这缺点在北宋时期就体现得很明显。

明朝廷显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也在为漕粮由漕军全线托运做各种制度和物质上的准备。常盈仓建成14年后，即宣德四年（1429），漕粮运输实施改革，江西、浙江等处漕粮继续由农民运往淮安，而苏州、松江等处漕粮则由农民继续向北运，这实际是“国进民退”，对江南农民进一步压榨。于是常盈仓储粮减少一半以上。成化七年（1471），朝廷终于完成了全线布局，彻底停止这种接力赛似的运粮方法，改由漕兵从南方直运北京，于是常盈仓变得日渐萧条。到弘治二年（1489）常盈仓仅存仓廒27座，每年收粮几万石。隆庆六年（1572），由于漕运总督王宗沐试图恢复海运，江南漕粮统一由淮安下海，常盈仓迎来短暂春天，紧急新建仓廒80多座，可海运只实行了一年就被叫停，常盈仓又恢复了平静。万历八年（1580），为了给日渐清闲的常盈仓仓官找点事做，淮安府的“四税”改由仓官征收，当时税收和粮仓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户部，所以这属于部门内部调整。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统一归淮关，常盈仓再无存在必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共存世255年。7年后，原常盈仓的仓官办公室被河道总督靳辅占用，改作河道总督临时办公点。

清乾隆《淮安府志》中关于淮安府两处丰济仓的记载

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库道徐泽醇在常盈仓旧址重建一个粮仓，取名为丰济仓。如果说曾经的常盈仓是国家粮库，那么丰济仓已经变成地方粮库了。咸丰十年（1861），丰济仓被捻军烧毁大半，同治四年（1865）修筑清河城，因城较小，丰济仓被放置在城外，很不安全，于是同治九年（1870）在城内北门桥东侧另建新丰济仓。

存世317年的清江督造船厂

淮安造船历史悠久，特别是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淮安既是大运河的漕运枢纽，又濒淮临海，是对外联络的重要海港，因此楚州的造船业具有天然优势，唐朝时新罗坊已经开始集中制造海船。入宋后，宋真宗天禧末年，楚州向朝廷提供的运船数量为87艘，约占当年全国新造运船总数的3%。元丰三年（1080），“诏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船百艘，团为十纲，入汴行运”，此后在元祐五年（1090）将真、楚、泗州三州每年打造的漕船规定在每年300艘，并成为定制。在宋朝，除了漕船外，楚州也从事海船制造，光宗绍熙三年（1192），朝廷即令楚州皇甫斌造“双桅多桨，船头阔二三丈海船二百只，不过费朝廷十万余缗，可以备不测守御”。

然而，楚州造船业劣势也很明显——受到原材料的限制，实际上不仅仅是楚州，包括整个淮南地区在内都缺乏造船所需要的木材。当时无论是海船还是漕船使用最普遍的木材是松木和杉木，这两种木材广泛分布于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由于原材料的匮乏，唐宋期间，楚州造船业发展始终要逊色于明州（宁波）、潭州（长沙）、鼎州（常德）等地。

明洪武七年（1374），不按常规出牌的朱元璋重启了北宋沙河边的盛祥、福兴等4个老造船厂。陈瑄担任漕运总兵官后，于永乐七年（1407）将原来的4个造船厂合并为清江督造船厂，成为当时运河沿线较大的内河造船厂，稍后陈瑄疏浚了清江浦河以避淮河，可以说知道内情的陈瑄正紧锣密鼓地为朱棣迁都北京而做各种准备。永乐十三年（1415），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朱棣立即命令停止漕粮海运，全部改由内河漕运。当时规定，所有长江以南的漕粮必须由农民本人送达淮安后再由漕军统一北运，农民的船制造与维修由农民自己负责，而漕军的船则由国家统一制造维修，这就给清江督造船厂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因淮安以北运河水道受黄河水患影响较大，普遍较浅，为了保证400石的漕船吃水深度不超过3尺，必须造平底浅船。“春江水暖鸭先知”，如何让北去的船只适应不断变化的水势，只有在淮安造船才能较及时掌握水情。以上两点使得“既不是木材产地，也不是木材交易中心”的淮安成了明朝廷重要的漕船制造基地。

漕粮由分段运输改为漕军直运后，对常盈仓影响较大，对清江造船厂影响却较小，甚至漕军直运反而意味着官方对漕船及漕船维修需求量更大，因此清江督造船厂稳步发展，到嘉靖三年（1524）达到鼎盛。当时船厂拥有4个总厂82个分厂，年造漕船600多艘，成为当时明王朝“最大的国营漕船制造厂”。

对于清江造船厂，我们不能将它视作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工厂”概念。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里有这样描述：“（清江造船厂）并无类似装配线生产设备，即使是厂房也非常分散，它的场地由几块场地构成，虽然长2.5英里到3.5英里，但仅有30米宽，每块场地都被分成若干小块，给各个小厂使用，这些小厂完全自给，用房自己盖，食宿自己解决，厂长一般是由一个相当于上尉的武官担当，工人则要么是劳役，要么是雇佣过来代替服劳役的。”“清江浦工部郎中能控制的人员很少，而需要他监管的范围又太大，他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当，他无法维持统一恰当的工艺标准。”由于明朝落后的制度设计，清江造船厂里工艺水准和组织形式并不见得比三千年前中原地区青铜器作坊高明多少。中国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厂”，是第二次******战争后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那批工厂。

造船厂为什么不放在山阳城附近呢？那是因为造船厂占地较大，只有新开的清江浦河两岸有不少“闲旷之地”，才能满足船厂用地需求。这点同常盈仓这样大型粮库没有如北宋时期那样放在河下附近，而是放在清江浦河中段类似。当时河下则转身成为造船厂“木植油麻”等小零件供应基地。当时没有总厂统一购买原材料的机制，各个小厂甚至更小的单位都是单独核算，大量采购人员拥挤在河下街头购买造船配件是河下一景，今天河下“钉铁巷”“绳巷”“竹巷”“粉章巷（石灰）”等巷名就是这段岁月的见证。

万历四十一年（1613），漕运总督陈荐建议清江造船厂交由地方管理，得到朝廷批准，清江船厂由“部属企业”变成“地方企业”，这是船厂由盛转衰的显著标志。入清后，船厂进一步萎缩，康熙九年（1670），清江船厂划归淮安关，最迟在雍正二年（1724）船厂彻底关闭。

导致清江督造船厂最终衰败的原因有3条，首先是淮安缺乏造船木材这一根本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漕船）淮安成造，实则木植油麻，俱产于上江，从长江而下，过门不入，至于仪真，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动用民夫，昼夜挽拽，及船成之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把木料由长江中游地区拉到淮安造船，船造好后再拉回去，这样的来回折腾，在经济上是极不划算的，也只有在明中前期呆板治理体系下才能维持上百年。随着明末商品意识的萌发，这种造船方式阻力肯定越来越大。再就是明中后期，淮安境内黄河水患越来越严重，大批量木料运到淮安的难度和代价也越来越大。最后，清江浦两岸在明末清初也已逐步繁荣起来，大型造船厂设在此附近已经不合适了。

船厂关闭之后，乾隆年间阮葵生曾在船厂遗址上看到过一丈多长大铁锚，他以此估计清江造船厂在明初曾造过大的海船，有研究者据此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船舶部分来自清江督造船厂。

千年无替的河下古镇

河下古镇在古末口范围内，最早历史可追溯到2500年前，“吴开邗沟，河下北辰堰即为通漕要地（《淮安河下志》）”。它的兴衰起伏完全和身旁的山阳城同步。隋唐大运河开启了山阳城辉煌的“楚州时代”，河下也跟着兴盛。河下的天兴观、闻思寺（大悲庵）、湖心寺等都始建于唐中后期。

唐代诗人赵嘏有《忆山阳》：

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波连。

芰荷香绕垂鞭袖，杨柳风横弄笛船。

城碍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

可怜时节堪归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一般认为“城碍十洲烟岛路，寺临千顷夕阳川”写的就是淮安西湖与闻思寺周边风景，结合晚唐诗人李中《送庐阜僧归山阳》的“遥想枚皋宅边寺，不知凉月共谁游”及北宋梅尧臣《入满浦》“难觅枚皋宅，苍葭处处迷”，可知在唐中后期河下已经有“枚皋宅”这样人文景点供游人参观。枚皋并不是河下人，可秦汉时的淮阴城到唐时已湮没，在交通便捷、人口流动性大的州城旁兴建本州名人的纪念建筑在当时也是应有之义。

北宋时期，随着沙河、支家河的相继开通，河下交通位置优越性更加凸显，明清时期促进河下繁盛的因素在北宋时全部具备，河下形成满浦坊这样大的集镇。和后来陈瑄把粮仓放在离城30里的清江浦河中段不同，北宋时漕运大粮仓就放在河下附近，至今河下仍有仓基坊的地名。范仲淹曾负责过楚州粮道院，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途经淮安，吃喝玩乐17天全部被安排在粮仓区域，每次宴会都换一个景点，如仓亭、魏公亭、楚望亭，反映那时仓区之大、园林之多。

南宋时，河下与附近山阳城同样一落千丈，被军事所绑架，“凡有事江淮，皆由末口，而河下实为冲要”。到了元朝安定下来不打仗时，河下才稍稍有了舒缓，山阳县学被放在河下。由于元人海运、河运并举，河下的满浦仓比北宋时缩水了很多。河下的第二春来自于朱棣迁都北京后陈瑄开通清江浦河，迁都确保了山阳城漕运重镇地位，清江浦河确保河下依然处于交通枢纽位置。“十里朱楼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是明初河下繁荣的真实写照，南宋期间河下失去的各种促进经济繁荣要素在明朝时又逐渐回归。

明代邱浚笔下的“西湖嘴上”今址——河下湖嘴大街（朱红辉/摄）

明中后期的盐引制度更将河下推向了经济繁盛顶峰，手握数十万盐引的商人可谓富可敌国。此时一些需要大量土地供应的项目开始向外溢出，河下着重保持那个年代的商业、金融、房产、文化、休闲区域中心地位。“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他镇”是对它商业中心地位的描述；“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是它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反映；“房屋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糍为汁，以为百年计”“高堂广厦，林池骈立”，这是房地产；“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是文化中心的标志；“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无逃处”则是那个年代的纸醉金迷。总的来看，明清时期的河下富人（盐商）多、进士多、名人多、园林多、美食多、故事多……这些“多”之间自有内部关联。河下成了淮安府城的副中心，府城想对外输出的，河下都有；而府城把河下做成了自己的“小扬州”，则展现了明清时期淮安府睥睨江淮的傲气。

长江南北、运河两岸有很多古镇，但如河下古镇这样横贯千年持续繁荣，历史底蕴如此深厚的则凤毛麟角，或许只有一个词能形容在江北平原上独树一帜，同时也不输江南诸名镇的河下古镇：千年无替。

清江浦的兴起

北宋乔维岳开的沙河在南宋时由于战乱缺少维护，开始部分淤塞，到元朝时，附近人已经改称残存的沙河为清江浦，并习惯把它看作是淮河南向的小支流之一。2011年淮安堂子巷段运河节制闸工程出土了不少宋代钱币和物品，也可以说明清江浦河即在原沙河基础上开凿。永乐七年（1409），清江造船厂设于清江浦河两岸，厂名中“清江”二字就得名于身旁的清江浦河。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为了避开淮河山阳湾激流，采纳当地老人建议，重新疏浚了北宋沙河故道，使这段清江浦河成为了大运河的一部分，从此“清江浦”开始广为外人所知晓。同一年，陈瑄设常盈仓于清江浦河中段南岸，这对后来清江浦镇兴起有奠基作用。如果说“先有古末口，后有山阳县”，那么完全可以类似地说“先有常盈仓，后有清江浦（镇）”。

清江浦运河全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在农业社会，城镇兴起逻辑大致是相同的，山阳县和清江浦都因一条河而兴盛，都经历了由荒地到集镇再到县城的道路，不同的是山阳县从开邗沟到设县城用了900年，清江浦用了300年（如果以沙河算就是800年）；山阳县是先建城再设县，清江浦则是先设县后建城，这和明清时期国内相对安定而东晋时期政局动荡有关。

乾隆二十六年前淮安附近示意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正统元年（1436），管理清江造船厂的清江提举司设在清江浦河畔（约在今亿丰时代广场附近），这样就有常盈仓与造船厂两个部属企业的老总办公室设在了清江浦河畔。成化七年（1471），受黄河水患影响，清江浦河原先入淮口新庄闸被淤，漕船开始直接在清江浦河中段“盘坝入淮”，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人口在清江浦河畔中段集聚。正德（1506-1521）之后，清江浦镇叫法逐渐得到官方认可，在此之前，人们谈及“清江浦”时更多把它当成一条河而不是集镇的名字。隆庆三年（1569），为了防止黄、淮水患，漕运总督孔昭分别在清江浦的西侧和北侧筑有大堤，说明此时清江浦镇和淮安府城一道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城镇。

清代初期的清江浦镇（来源：文史淮安网）

然而终明一朝，清江浦繁荣主要集中在河畔几个码头附近。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经过淮安，后在他的《漂海录》记录了淮安运河两岸风景，涉及清江浦部分主要描写的是“造船俱有厂”“常盈仓”，并无如淮安府城那样繁荣街景的描写。文征明（1470-1559）的《夜宿清江浦》：“清江闸畔水纵横，回首南来十二程。书寄故乡何日到，寒兼羁思一时生。月明村店人烟少，风递严城鼓角鸣。”近年在水门桥南侧发现明中期的墓葬都说明，彼时清江浦繁华地段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交通要地，这和康乾年间清江浦“两岸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形成鲜明对比。

清江大闸（来源：“淮安档案”公众号）

明清之交，原先助推清江浦集镇形成的清江督造船厂和常盈仓都在急速衰败中，然而由于清江浦在漕运与河道治理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此期间却取得迅速发展。康熙十六年（1677），出于就近指挥的需要，河道总督行署设在了清江浦。雍正七年（1729），江南河道总督正式驻节清江浦。乾隆二十六年（1761），移清河县城到清江浦，清江浦由山阳县的一个镇变成新县城所在。

咸丰十年（1860）因黄河改道，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同治元年（1862），时任代理漕运总督的吴棠为了向朝廷表示要靠前指挥剿捻的决心，以原河道总督署为漕运总督的“行辕”（临时办公场所），同治四年（1865）清江浦开始筑城。

清江浦在明清时的兴起有点类似于上世纪末一些迅速崛起的经济开发区，境内有大型工厂且人口密集，但教育等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因而清江浦在明清时期科举上乏善可陈，本地名人也基本集中在清末民初，这点和河下古镇在明清时期出了67名进士，“三鼎甲”齐全，十余人在《明史》《清史稿》有传，吴承恩、沈坤、阎若璩、吴鞠通、邱心如这样的大家、名家辈出形成对照。

因清江浦是今天淮安经济中心所在，一度时期曾出现过度拔高清江浦历史地位、夸大清江浦城的规模，甚至有以清江浦历史作为淮安市历史主干来叙述的现象，这些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也容易隔断人们对淮安历史的整体认知与了解，对淮安古城的保护与文化的传承都有害无益。

淮安五坝始末

邗沟开通后，因沟水高，淮水低，在末口位置设置了北神堰阻水，各类船只主要靠盘坝进出末口。北宋期间黄河间歇性夺淮，一旦夺淮，山阳城北侧原淮河河道就成为黄、淮、运三合一，给航运带来安全隐患，于是北宋朝廷在淮河南侧开凿沙河等河流避开这段淮河。然而，由于此时黄河水患并不算严重，一年大部分时间内，船只仍可由北神堰闸口进出淮河。

淮安五坝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进入南宋后，来往船只锐减，黄河水患加重，淮河水位逐步高过邗沟水位，为防决堤，北神堰已经不敢开闸放船，闸被用坝保护起来，后陈敏建新城，末口就退化成了新城的水关。为防淮河水直冲邗沟及淮安城，此时船只进出淮河主要依赖北神堰两侧的坝，即邗沟里的船进入淮河必须先卸掉船上货物，把空船从邗沟里用绳索绞盘拉到坝上，再轻放进淮河，然后重新装上货物，整个过程称之为“盘坝”。为了安全，一般盘坝操作场所都选在与水流方向平行的凹处，这样船只抵御淮水冲击能力较强。朱棣迁都北京后，漕运量迅速增大，一两个坝口盘坝远远不能满足漕运的要求，如同今天高速公路到收费站时道路突然变宽一样，陈瑄在北神堰周边淮河南岸重新整理了5个可以盘坝过船的场所，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其中仁、义二坝在新城东门外，礼、智、信三坝在新城西门外，位置大致分布在今下关到生态新城翔宇大道段。五坝命名方式在当时很常规，完全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高家堰上也有同名的五坝，清江浦后也设有仁、义二坝。

淮安五坝均为“软坝”，所谓“软坝”，就是为了保护船只在盘坝过程中少受损害，坝顶用了很多树木、枝条、油泥等软材料加以润滑。然而盘坝终究费工费力，船也容易损坏，而且即便有五坝同盘，也无法令当时主持漕运的陈瑄满意，于是他采纳了淮安当地一些老人的建议，疏通了北宋的沙河，按照当时习惯称作清江浦。清江浦依靠几个闸调节水位，因此船只从清江浦进出淮河就不必再卸货盘坝，和五坝相比清江浦河就是那个年代的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

用于调节清江浦河水位的板闸（来源：公众号“淮安发布”）

有了清江浦后，五坝并没有被废弃，一是因为清江浦入淮口在汛期的几个月内会完全关闭并在闸外筑坝，防止黄河水倒灌，此时过往船只依然由五坝进出淮河；二是即便不在汛期，清江浦也主要供漕船使用，其它“大小官民船只”仍由五坝盘坝入淮河。当然，开通了清江浦，五坝作用在下降是显然的。随着明中期黄河水患不断加重，五坝所在“扫湾迎溜”的山阳湾地段的弱点充分暴露。嘉靖年间淮安联城修筑阻断了城东与城西运河联络，也阻碍五坝之间自由切换，这是五坝地位下降的直接标志。万历十年（1589），为确保淮城等淮南重点城镇免遭黄河水患的直接威胁，漕运总督吴桂芳贯彻“救一路苦，不当计一家哭”的方针，在徐杨筑老坝堵住淮河主道，迫使河水由草湾河直奔涟水而去，原淮城北部山阳湾段淮河脱离淮河，五坝自此失去通漕作用，和末口同时淡出历史舞台。

淮安五坝的分布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明末五坝及已经做了2075年的漕船入淮口的末口淡出漕运，对淮安城影响并不大，因为此时由于黄河水患加剧，充当入淮口已经不再是一件美差了，清江浦河入淮口甘罗城与清河入淮口清河县城此时都饱受黄河水患的摧残，相反淮安城与清江浦镇因与入淮口保持一定距离而维持了相当的繁荣。

地处要冲的清河县

南宋咸淳九年（1273），南宋朝廷为了抵御元军南下，在大清河口分泗州土地设清河县，此为今淮阴区淮河以北区域历史上第一次设县。因古泗水在南宋期间已经习惯被称作清河，于是地处清河入淮口的这个县就很自然地被命名为“清河县”。清河县设立3年后即被元军攻下，南宋也于当年亡国。值得注意的是，清河县设立时，淮河南岸的淮阴县同时存在，淮阴县到元至元二十年（1283）才并入山阳县，因此清河县与淮阴县隔淮相望整10年。

清河县位置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大运河已经没有必要西走开封，对运河北上路径，元朝人选择了清河（泗水）而放弃了日益淤塞的汴水。如果不是黄河水患后来逐渐严重，元明清时期的清河城完全可以复制一遍泗州城由小渔村到大都市的奇迹。

元泰定元年（1324）为避黄河水患，清河县城暂迁淮河南岸甘罗城，此为清河县城第一次搬迁到淮河南岸。4年后，迁回淮北，但因大清河口淤塞严重，县城改到小清河口西北，小清口和大清口是清河两个入淮口，相距5里左右。

明代《运河全图》中标注的甘罗城位置（来源：文史淮安网）

明中后期，淮安地区黄河水患更加严重，朝廷出于保漕运的需要，在淮河南岸建堤坝防水，却在淮河北岸和黄河的南岸建减水坝，实际上已经战略性放弃黄淮之间的下游城市。这样地处要冲的清河县城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成了饱受黄灾之苦的地方。那个将状元沈坤谗进监狱的胡应嘉曾形容清河县为“淮郡极敝之邑也”。丁晏在《淮阴说》里谈到清河县时说“清河一县，扼黄、淮之冲，处水陆之会，宋、元间，尝两经修筑，皆不久为河水所败，故至今城垣颓坏，沟堑平夷，黄土一邱，望同村墅”，县城衰败导致人口大量外流，清河籍状元丁士美举家迁往山阳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明末为避农民军，清河县城第二次迁往淮河以南的甘罗城，但当时甘罗城周边沟壑众多，居民稀少，和小清口清河县城环境相差无多，于是两年后又迁回小清口。到乾隆年间，清河县“河屡决，县益下，垒土为堤，官署仓库从上视若井。岁水大至，公私忧惙”，而在当时清河县全境已经找不到适合安置县城的场所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江苏巡抚陈宏谋主持下，清河县城迁往山阳县清江浦镇，同时“割山阳近浦十余乡（包括唐宋时淮阴县城旧址）并入清河”，这在当时并不符合惯例，却几乎是必然选择。

乾隆时期，泗州城已经沉没，清河、安东（涟水）等淮北诸县也已被黄河水患折腾得奄奄一息，淮安境内繁荣基本就集中在淮安府城到清江浦沿运河两岸，当时体量大、经济强的山阳县对于淮安府而言属于“大马拉小车”，现在朝廷割出山阳清江浦等镇也有将马变小、车变大的意思。

清河县王营镇为避水灾，命运也和县城类似，历经多次东迁，后落脚于山阳县一朱姓地主家土地。清时淮北水患日益严重，部分南方赶路人到清江浦后便不再选择乘船由清口北上，而是渡过淮河后到王家营镇租马车沿陆路而行。民国期间张煦侯（1895—1968）作《王家营志》中对此描述为“王家营益居水陆冲要，南船北马，自清江浦渡黄河,车行达北平”。这段文字里中的“南船北马”一词现常被用作代表淮安城市整体气质，其实不妥。淮安在邗沟开通的2500年里基本是“南船北也船”，从隋炀帝下扬州到苏东坡“默数淮中十往来”，全都是乘船纵贯华夏南北，即便在清中后期黄河水患最严重时，全部漕粮也坚持由水路全程运往北京，“南船北马”只是在极短时期内，部分人迫于黄河水患的无奈选择而已。

江苏全图中的山阳县和清河县（来源：文史淮安网）

同样，清江浦乃至淮安常被称作“九省通衢”也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武汉被称作“九省通衢”源于《清史稿》中“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的记载，而淮安被称作“九省通衢”于史无据，据说是源于清末民初诗人范冕《吟清江》中的一句：“无边风景芦花荡，九省通衢石码头”，实际老诗人的一时作比是当不得真的。称淮安为“七省咽喉”则言之有据，清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为咽喉要地也。”

里运河滨河公园里“七省咽喉” 牌坊 （祁宏/摄）

给一座城市的历史贴标签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必须抓住这座城市长期的、核心的、主流的要义，如给淮安历史贴标签，“运河之都”“漕运之都”“七省咽喉”毫无疑问应该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南船北马”“九省通衢”这样的标签宁可不贴或往后贴。

1914年，民国实施第一轮行政区划改革，实行省县直辖、淮安府作为江苏面积第一大府，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淮安府境内多县与国内其它县重名，所以需要改名（至于为什么全是淮安改名而不是其它地方改，应是淮安地位下降在民国政府没有话语权的结果）。当时山阳县、安东县、桃源县历史上分别叫过淮安县、涟水县、泗阳县，因而恢复旧称即可，而清河县麻烦在于自建县后就没有过第二个名字，此时，因历史上秦汉时淮阴县城在其境内，就改称为淮阴县，然而这个名字别扭在于无论当时还是后来，这个新淮阴县大部分土地都在淮河以北而不在“淮河以南（淮之阴）”。

2000多年来，“淮阴”究竟指哪些地方

由于黄河水患，河流改道，淮安历史本就繁杂，再掺杂地区利益纠葛，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如果没有宏观的视野，千年的纵深，很容易一叶障目。淮阴是今天淮安市区境内出现最早的县名，国人向来好古，因此“淮阴”二字对历代淮安人而言多少带点图腾的意味。

历史上不同时期，“淮阴”二字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变化，现简述如下：战国后期到汉武帝时期，淮阴县县城在今马头镇，县域范围主要包括今天清江浦区、淮安区、洪泽区的全部及淮阴区淮河以南部分，让后世念念不忘的韩信、枚乘就出在此时。

马头镇的淮阴故里 （来源：“淮安文史网”公众号）

汉武帝元狩6年分淮阴县东侧土地另设射阳县，这是后来山阳县的前身，今淮安区及周边从淮阴县划出。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淮阴县、射阳县这样的县名移到江南，今淮安境内260年时间内没有“淮阴县”这样的行政单位，原淮阴县城被北方来的侨置县占用，改称为怀恩、寿张等县名。如同文革结束后，一些街道、菜场、小学纷纷改回文革前的名字，隋朝一统后，“淮阴”二字又重回淮安大地。然而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却使得位于今马头镇境内淮阴县城位置显得尴尬，代之兴起的是守着邗沟入淮口的山阳和汴河入淮口的泗州。淮阴县在隋唐时期曾两度并入山阳县，淮安大地上一度又无“淮阴县”这样实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或者淮安本地人忘记了“淮阴”，在当时，“淮阴”二字含金量要高过刚刚设立的“楚州”。在唐最鼎盛的天宝年间，唐玄宗复古，改“州-县”制为“郡-县”制，于是“楚州”改成了“淮阴郡”，此时的“淮阴”是“市”一级行政单位，当时属于楚州范围内的盐城、宝应（安宜）都属于淮阴郡的范围。因山阳县城是淮阴郡的治所，山阳城也就成了淮阴城。同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韩信、枚乘、枚皋在唐代逐渐成了网红，一些纪念他们的建筑也可能被安排在交通更为便捷的山阳城周边供文人雅士参观，如同明清时期那样。

运河边河下古镇里的古枚里亭 （祁宏/摄）

唐中后期及北宋时期，淮阴县从山阳划出单独设县。南宋初期，淮阴县第三次并入山阳县，旋即又分出。元朝初年的至元二十年（1283）淮阴县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并入山阳县。明清时期原淮阴县城所在位置成了清河口的冲淹方向，常沦为泽国。因此在元明清三朝不但无“淮阴县”这个实体存在，原淮阴县城所在也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淮阴县彻底融入山阳县。

明宣德年间王廷器于淮安府市口立“淮阴市”碑 （来源：文史淮安网）

然而，元明清时期“淮阴”一词从未绝于淮安人笔下，但此时的淮阴就是指山阳，淮阴城就是指淮安府城。如状元沈坤的母亲在南京去世后，他“奉母柩还葬淮阴”，吴承恩在外写诗作文常自称“淮阴吴承恩”，且这种称呼并不以清江浦和马头镇划给清河县而有丝毫改变。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经过山阳城，此时距他1760年亲自批准陈宏谋“将山阳县清江浦划给清河县做县城”已过去两年，他的《过淮安城》依然说:“入北门还出西郭，汉淮阴是晋山阳”，在他老人家心目中眼前的山阳城就是淮阴城。

乾隆御制诗文法帖“过淮安城”（来源：文史淮安网）

乾隆并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他和唐以来大部分文人一样认可了山阳城与秦汉淮阴城一脉相承的关系，实际在整个清朝（包括清末），凡提到“淮阴”“淮阴城”“淮阴人”皆指淮安府、山阳城及淮城人，概无例外。河下的吴鞠通，淮城的关天培皆自称“淮阴吴鞠通”“淮阴关天培”。经学家丁晏给淮安府写了篇类似今天“百度百科”似的介绍文章，也取名为《淮阴说》。清末人们谈及当时各大城市特色，也称“淮阴的粮、扬州的盐、苏杭的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相应的各种纪念韩信、枚乘父子建筑也大都集中在山阳城周边。

1914年清河县改名淮阴县，后淮阴县县城又迁往淮河以北王营镇，这是淮阴县诞生两千多年以来县城第一次跨过淮河。

漕运总督和漕运总兵官

唐宋时朝廷并不需要如漕运总督这样位高权重一二品大员专管漕运，如唐朝刘晏以户部侍郎身份一手抓盐铁专卖，一手抓漕运，以盐铁专卖之利供漕运所费。

漕运总督署（李正林/摄）

朱棣定都北京后，他给首任漕运总兵官（不是“漕运总督”）陈瑄的任务只有一个：北京这么多人要吃饭，你要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把南方粮食准时运过来。陈瑄只得一边疏浚河道，一边督促各省漕粮按时北运。起初他并无固定办公场所，每年沿着运河南北奔波，在一切上轨道后，陈瑄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在大运河中段枢纽位置的淮安设总兵府，朱棣给陈瑄职衔中也有“镇守淮安”四字。

然而漕运涉及多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这就不是陈瑄继任者、那些武官所能胜任的，于是景泰二年(1451)朝廷另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漕运总兵一文一武共同负责漕运，当时分工为“总督负责催粮，总兵负责运粮”。然而在明朝“崇文抑武”的大环境下，漕运总督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巡抚地方、提督军务、弹劾官员、治理河道都是他的事，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朝廷会另设他官协助，例如当倭寇在淮安闹得凶的时候，就另设凤阳巡抚（实际驻地在淮安）；当黄河水患加剧时，就另设河道总督。于是越到后期，作为武职的漕运总兵就越没存在感，甚至今天一些文史爱好者只知道淮安有漕运总督，不知道还存在过一个品级比漕运总督更高的漕运总兵官，实际漕运总兵官从陈瑄时设立到万历四十年（1612）裁撤，在淮安存在了200多年。

咸丰五年（1855），随着黄河北去，江南河道总督在1861年被裁撤，漕运也基本不通，然而漕运总督却因镇压农民军、弹压地方需要到1904年才被裁撤。因漕运总督职权里本有巡抚江淮的分工，因而在漕运总督被裁撤后，清廷出于政策惯性的使然，另设江淮行省，改漕运总督为江淮巡抚，此举立即遭到两江总督和江南籍官员激烈反对，三个月后江淮行省即寿终正寝，作为妥协的产物，改为江北提督。从总督到巡抚再到提督，实际连降两级，这是清末淮安地位下降的显著标志。

只存在了三个月的江淮省（来源：文史淮安网）

同治元年（1862），代理漕运总督吴棠在把自己子女亲属都安排进“铁打的淮城”后，为向朝廷表示要靠前指挥剿捻的决心，以废弃的河道总督署为漕运总督的临时办公场所（“总河署今改为漕运行辕”见丙子《清河县志》），位于山阳城中轴线上的漕运总督部院继续保留，20世纪初漕运总督被裁后改成江北陆军学堂。

雄踞淮安城中心的总督漕运部院（朱红辉/摄）

漕运总督部院雄踞淮安城中心高敞地带数百年，屋宇高大雄伟，府衙、县衙、府学、县学等众衙门环拱前后，作众星捧月之势，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朱自煊所述：“漕运总督部院之于淮安就如同故宫之于北京。”一个专职的总督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且从始至终就在一座城，这在中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背后是淮安的地理位置恰好击中了中华民族所必经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节骨眼，于是成就了“一座城，一个人”的传奇。

河道总督

河道总督是个随着黄河水患加重而逐渐固定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职位。漕运与治河本不可分，陈瑄任漕运总兵官时既当爹又当妈，督漕、治河一肩挑。设漕运总督后，漕运总督往往同时负责治理河道。成化七年（1471），因在上一年发生了河道治理不力而导致漕粮不能按时运京情况，朝廷任命王恕专职治河，此为河道总督（总河）一职的开始，第二年河道治理完毕这个职务即遭裁撤。河道不似漕运，粮食需年年按时运京，河道问题往往若干年才集中爆发一次，所以日后水大事繁则另设河道总督，水小事简就由漕运总督或河流所在地巡抚兼管河道治理。

明末黄河水患问题越来越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再设河道总督后便不再撤销，延续至清。清顺治帝将河道总督府设在济宁。康熙十六年（1677），河道总督靳辅因济宁距黄、淮、运交汇处的淮安清口路途遥远，往返不便，为便于就近指挥，以清江浦废弃的常盈仓办公室为他的临时办公点。靳辅到淮后大刀阔斧地开展治理工作，三年后（1680）泗州城就作为“必须牺牲的那部分”被彻底淹没。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被罢后，新河道总督又回济宁办公。康熙三十一年（1692）靳辅再任河道总督，又将办公场所迁回清江浦。

雍正二年（1724），考虑到清江浦离河南一带黄河险工较远，另在河南武陟设副河道总督（副总河）。雍正七年（1729），因担心新接任河道总督的尹继善缺乏治河能力，雍正改河道总督为南河河道总督，正式进驻清江浦，副河道总督改为东河河道总督改驻开封，第二年又新设北河河道总督，3个总督互不统属。为了治理黄河设了3个总督级别官员，可见黄河水患已成为国家的心头大患。乾隆元年（1736）因徐州水大，又在这里设立副南河总督（持续15年）。

在雍正设南河总督同一年，宿迁关正式并入淮安大关。漕、河、盐、榷牵一发而动全身，雍正显然想理顺这里的关系。此时山阳县境内同时拥有两位总督、一位榷关监督，事关王朝国计民生的漕、河、盐、榷全集中在这里，世所罕见。不仅如此，两江总督也乐于参与山阳的事务，乾隆年间高晋任两江总督期间甚至就驻山阳办公。在当时，水系治理、漕船管理、商税征收往往纠缠在一起，于是几位大员给皇帝奏折中，榷关监督谈盐、盐官谈吏治、河官谈漕并不鲜见，绕来绕去都是山阳境内发生的事情，皇帝和大臣们也并无觉得不妥。山阳一时“各类衙门如同旅社一样多”，官场文化盛行，这给后来淮安转型失败埋下伏笔。

由于漕粮运输直接关乎京师百万人口和皇亲贵族们的吃饭问题，治理黄河的目的主要也是保护运河，整体来说漕运总督比起时设时撤的河道总督在皇帝心里的分量要重，但在康雍乾时期是例外，河道总督在三位皇帝心目中权重要超过漕运总督。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皇帝会让河道总督（南河总督）兼任漕运总督，却不会让漕运总督兼任河道总督，在三位皇帝心目中河道总督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岗位，新任的河道总督一般都是在河道系统干过多年的官员。在此期间河道总督还是个美差，拥有大把银子可花，也受皇帝重视，往往漕运总督和两江总督都乐于协助河道总督治理河道，顺便在皇帝面前卖个乖。乾隆中期以后，黄河水患频发，河道总督职位已经成了烫手山芋，随时有丢乌纱帽的危险，两江总督和漕运总督此时往往特别注意，在职责上与河道总督划清界限。

当然，在康雍乾3朝，3位皇帝才是真正“河道总督”兼“顶级水利专家”，大决策基本都是他们拿，其中康熙、乾隆还多次亲临一线与河道总督一起会诊清口治理。二位“专家”即便人在紫禁城，也常常越俎代庖跨级指挥，堪称励精图治，却依然阻止不了黄河水患的日益肆虐。

1855年，黄河决口北徙，1860年捻军又攻陷清江浦河道总督府。河道总督本就无河可治，又出现这样情况，第二年即遭裁撤。也就在这一年，颇能作战的四品道员吴棠连升几级代理漕运总督，一下集军、政、漕、河、粮、盐六权于一身，江北所有清军和地方团练悉数归其统辖，原河道总督的职权也并入其中。河道总督职权源于漕运总督，终也归于漕运总督。

洪泽湖与清口枢纽

洪泽湖到清初才正式形成，是五大淡水湖中最年轻的。之前洪泽湖地区场景是：良田沃野中间杂几个美丽的小湖泊，淮河从中蜿蜒而过，岸边不时可见人头攒动的小集镇，一幅典型的恬静乡居图。

谈洪泽湖的形成绕不开清口，清口就是清河（泗水）入淮口，明弘治年间刘大夏筑太行堤后，泗水成了黄河唯一入海通道，此时甚至可以说，黄河成了淮河的“支流”，只是这个支流太大，喧宾夺主，尾大不掉。清口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在于它是黄、淮、运交汇口。治理清口必须同时解决三个问题：一、黄河不能决堤泛滥；二、淮河下游一直到入海口不能被黄河泥沙所淤塞；三、必须保证漕运畅通；这就是《清史稿•河渠志》里说的“治河、导淮、济运三策”，在当时条件下这几乎是无法同时完成的任务。万历年间潘季驯开始尝试采用“束水攻沙”方法。束水攻沙由山西虞城一名秀才提出，河道总督万恭首先加以试用，潘季驯广泛推行。束水攻沙理论依据是黄河水中含沙量很高，而且源源不断地随水东下，人力有限，排不胜排，不如将河道变窄，加速水流，从而让沙子一直流到海里。

清康熙《运河图》中的清口（来源：“淮安档案”公众号）

这个方法一看就“治标不治本”，但却是当时技术条件下能拿得出手的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束水攻沙具体到清口段处，由于黄河太粗野，淮河太温柔，于是筑高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人为抬高淮河水位，使淮河与黄河在清口相遇时，气势上不能输给黄河，然后尽可能裹挟着黄河泥沙一起迅速冲向大海。洪泽湖就是淮河用来蓄水的大水柜。为了给淮河进一步助力，潘季驯甚至在黄河南岸建了减水坝，黄河水经过沉淀后也进入洪泽湖助力冲黄。

束水攻沙操作难度极大，因为淮水并不是越猛越好，要根据黄河来水不断做调整，我们国家这种季风性气候，黄河与淮河上游来水都极不稳定，在当时条件下要做到实时监控，准确的动态管理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明清两朝淮安在治水上大部分可歌、可泣、可悲的故事都源于这个动态管理的得失成败。

位于清口枢纽核心位置的惠济祠（来源：淮安文史公众号）

束水攻沙负作用入清后就很快显现出来，入海口与清口很快被淤，黄河成了悬河，淮河被迫改入长江。对于其它地方而言，地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可能需要上万年，淮安只要几百年就够了，洪泽湖的形成与古淮河消失在翔宇大道上都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对此清朝丁晏总结得很好：“他郡之水道皆由天设，而淮安则大半由于人事。自黄、淮合流，时或决溃，或以数十百里之大泽一漫而为平陆，或以数十百里之闾井田舍一决而为汪洋，加以近时出数百万帑金，讲求河工水利，或深挑废堰，以蓄水势、通舟楫，或开通引河，以泄水怒、防溢涨，或另辟运道，以避风涛之险，资灌溉之利。故百年而一变，数十年而一变，岂非地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哉！”这或许就是上天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安静淮河三角洲和邗沟后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吧！

中国水工科技馆效果图（来源：淮安发布）

洪泽湖形成后就成为了悬在数百万淮扬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一次******战争末期，英国侵略者威胁要“秘密派遣小分队去拆了高家堰”，清政府就妥协了。平时为了防范洪泽湖大堤溃坝，在高家堰上又多建减水坝，导致汛期里下河地区常被水淹。这里对“里下河”做个介绍，“里河”即邗沟，与之相对的“外河”指黄河（淮河）。“下河”指邗沟以东河流，“上河”指邗沟以西的河流，因此“里下河地区”就是指长江与淮河之间，邗沟以东所围的这块区域。

今天如果有公司开发一个文创产品反映清口附近黄、淮、运关系，在抖音上一演示绝对会卖得很火，当然这个文创产品必须准备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脸盆来代表洪泽湖。

盐

盐在今天看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商品，而国家直到2016年才取消食盐专卖，这可以看作是自古以来食盐专卖在当代的政策惯性。在很多朝代，盐税收入是除土地收入外最大的财政来源，盐对一些乱世枭雄更为重要，掌握盐产区就如同今天恐怖分子控制了石油气井。

淮安的山阳、涟水自古临海，产盐历史很悠久。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开凿了新漕渠，将当时产盐大户海州与涟水接入淮河，一时淮北盐业大兴，也标志着涟水正式成为淮北盐业集散中心。北宋时期，淮安所在淮南道为全国有名的高产盐区，用于存盐的楚州仓和涟水仓为淮盐重要存储基地。宋元符元年（1098），为了避开涟水城到楚州城淮河风浪，开支家河沟通涟水和楚州，有了这个快速通道，淮北盐可以通过大运河更便捷地外销，但也为后来河下取代涟水成为淮北盐业中心埋下了伏笔。明中期后，随着涟水所在淮北地区水患加重，盐业机构和盐商纷纷向河下转移，造就了河下明清时期繁荣。

明清时，淮安所在的两淮地区（淮南、淮北）是全国产盐最多、质量最好的地区，所产盐销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获利巨大。两淮盐税收入在哪个朝代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乾隆《两淮盐法志》形容，国家税收一半来自盐税，而两淮盐税又占总盐税一半。当然这些钱国家也放不进自己口袋，朝廷往往“以盐、铁资漕运”，相较于借垄断一本万利的盐业，漕运、造船、仓储都是烧钱的国企，盐利正好可以持续向这些国企输血。两淮盐业中心在扬州，两淮盐政与巡盐御史驻地都在那里，淮安设有淮安分司。当时盐商堪称富可敌国，有学者统计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年均获利达450万两左右白银，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就四、五千万两而已，真所谓富可敌国。

随着纲盐制度积重难返，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考虑到在河下改革盐政阻力太大，便到西坝实施“票盐”改革，西坝因而成了新的淮北盐集散中心，但当时无论是盐务还是清王朝都迅速走向衰退。

就对古代淮安城市风貌塑造而言，盐是与漕、河并列的前“三甲”，为其它所不及。明清时期淮安的建筑风格、园林式样、科举功名、美食美酒都绕不开盐及盐商的影响。

七省咽喉的板闸榷关

漕、河、盐、榷是明清淮安经济四大支柱，有它们在，即便淮安被黄河虐千百遍，却依然维持一个大城市该有的体面。

淮安榷关（钞关）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为运河沿线的七大榷关之一。然而由于明王朝实施的是挥刀自宫般的税收体制，淮安关在明时税银起初每年只有白银1万多两，隆庆时为2万多两，崇祯时也不过3万多两。入清后，淮安关逐渐形成“三大关十八口岸”的征收体系，税银有明显增长，顺治年间为5万多两，雍正年间达到23万两，乾隆初年是63万两，当然以上仅是上交国家的正税，往往各类附加税不比正税少，但即便如此，和盐税相比依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以康熙24年为例，当年两淮盐税为203万9千两，淮关税收仅为20万两左右。淮关的收入部分会用于淮安当地修路造桥，兴办义学，建造园亭寺庙等，如码头灵济祠、清江慈云寺都是淮关出资兴建的。

明朝淮安关监督通常由南京户部员外郎（偶尔有郎中）担任，清朝淮安关监督要么由内务府旗人出任，要么由巡抚兼任，在雍正年间，淮安关监督还同时负责景德镇瓷器烧造，雍正乐于把他最上心的事情交给自己信任的奴仆而不是大臣去做。当时景德镇瓷器通过运河运到淮安后需进行检测和简单二次加工后（如给瓷器配座子、盒子）再运往北京。因此清时淮安关监督品级不一定很高，却因和皇帝的特殊关系，在淮安却是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平起平坐的三大员之一，1860年捻军突袭清江浦时，三大活宝当时正在看戏取乐。

为了防止贪污，淮安关监督任期通常很短，如从弘治七年到明末的150年中淮安关监督共计有163名，平均每任不足一年。由于任期短、朝廷考核又很严格，淮关监督在任期内最关心的就是朝廷规定的税款一定要足额收起来，顺便再给自己捞点好处，至于是否增加商人负担，是否有利于商品流通就不在他们关心范围内了。当下史学界有个争论就是如果没有西方力量介入，清朝是否可能自发壮大商品经济并发展为资本主义？一般认为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清国的话，可能至少500年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会一直是萌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大清朝上上下下的既得利者们主动放弃特权。

清代戏剧家、文学家黄钧宰（来源：文史淮安）

清人黄钧宰记载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严寒的早晨，商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过淮关。很久之后有一群人拥着一个穿着华丽的青年人到来，此时凡是托门路又打点过的船，青年人就轻轻点头表示放过，碰到一艘破船载货稍稍超出所报送之数，青年人就命手下一拥而上，一顿皮鞭之后，如猪一样将船主拖走关了起来。请问这个青年人是淮关监督或他的公子吗？答曰：淮关监督看门人妻子的弟弟的奴仆！就这样一个狗仗人势奴仆三次方的人居然可以在淮关横行如此！当地方黑恶势力与官方相互勾结，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发展商品经济就注定是空中楼阁。

板闸运河边的“凤凰嘴”是淮关当年高度繁荣的见证（祁宏/摄）

在清代，南方丝织品、北方大豆是淮关两宗最大通关商品，往往政府海禁抓得紧些，淮关的收入就能得到保障；放松海禁，这些商品就从海路走，淮关收入就锐减。这个角度看，淮关是逆时代潮流的。因此“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复还”这样的好日子注定不会长久。

随着淮安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淮关地位也一路走低，光绪三十年（1904）淮安关由户部直管变成由两江总督代管，很快又下放给淮安府管，民国二十年（1931）彻底裁撤，一共存世502年。

淮关所在地板闸在府城西北，自古以来为南北舟车要道，形胜极佳，“南始伏龙洞，北抵钵池山东，绕盐河一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景也”“(钵池)山旁有湖，清流嫩碧，绕署而行，时而翠盖红衣，荷香拂面，时而雨丝风片，渔艇冲波。凭栏一望，雅足怡情。”淮关关署属道台衙门，比淮安府署还高一级别，也更雄伟，建筑规模达三万多平方米，然而即便淮关到1931年才遭裁撤，远晚于淮安其它官衙，但因地处城外，却更容易遭到破坏，今片瓦不存，根基难寻，后世命运远不如漕运部院、河道总督署及淮安府署。

存世1600年的淮安城墙“一夜之间”消失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消息传来，年老的淮安人一脸苦笑，“平遥古城墙怎么好和淮安比啊，我们淮安城可是府城、是‘铁打的淮城’啊。”

明代淮安府城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淮安文史圈人聚在一起，谈及近几十年来我们人为拆除的府学大殿、漕运大堂时都会唏嘘不已，然而此时如果有人突然发问：“假设苍天再给淮安人一个机会，可以且仅可以保留一个古建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几乎所有的人略一沉思后都会选择对淮安古城墙手下留情。

淮安古城兴建于东晋初年，到明中期形成了全国罕见的“三联城”结构，然而这个存在1600年的古城墙却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消失得那么干净、那么迅速，以致现在淮安年轻人就感觉它从没存在过一样，而亲眼见证过它雄姿的淮安人都已七八十岁，进入了暮年。

清代淮安三城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在1958年那个疯狂的夏天，人们提出“一两年内根本改变淮城面貌”，以当时条件，所谓大改变无外乎大拆，古城墙的末日也就到来了。我们常说这是那个年代人的无知造成的，其实不然，疯狂不等于无知，当年一起动手拆城墙的“工农商学兵”中很多人都还健在，然而据陈凤朝先生调查发现，我们今天甚至找不到一份关于要拆城墙的文件通知、会议记录、新闻报道之类的文字，拆城墙被巧妙捆绑在城市改造的名下，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却又不着痕迹、顺理成章。陈先生认为这是当年决策者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愧对子孙后代的事情，不想因此担负骂名，被陈先生采访的当年决策者们现在也常因此而饱受良心的拷问。

1945年底的淮安古城，左前方府学大殿清晰可见（来源：文史淮安网）

拆城墙与把大象装进冰箱一样，分三步：第一步拆城砖，城砖主要用于建下水道，铺地面，做地基，修大炼钢的高炉，当然也少不了用于建自家房屋；第二步取城土，城砖拆完之后城土主要用于填洼地和制造生活用的煤球，由城墙土作为粘合剂的煤球先后持续供应淮安人40年；第三步挖地桩，当初为了保证淮安城基坚固，古人在建城时在一些险要地段如城门下、角楼下会密集深埋整棵杉木以保持地面上建筑的稳固，同时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攻击的意图。和拆城砖、取城土这些“单兵作战”即可完成工作不同，挖地桩难度极大，但这也难不倒当时的人们，为此还发展成专门的行当，挖起来的杉木主要用于打家具、建厕所。

淮安新城西门遗址，这是新城留下的唯一骨血（祁宏/摄）

毁城的过程中，人们干得热火朝天，意气风发，完全忘却了“三城”曾带给我们先人的安全感与稳定感，忘记了淮河发大水时“小民蚁城而居”的惶恐，忘记了100年前周边遭捻军血洗时这边独好的依仗。对古城墙的挫骨扬灰使我们与这个旅游时代擦肩而过，因而成为淮安人心中永久的痛。有作家曾用这样文学化语言描述淮安古城墙的拆除：“古城为淮安这个家也是操碎了心，拆古城墙时也是古城墙妈妈和镇淮楼宝宝的最后告别之时，妈妈咬着镇淮楼宝宝的耳朵轻轻叮嘱，随即对着干劲朝天的人们说道‘孩子还小，请多担待’，随着最后一块城砖被卸下，她最后一眼回眸淮安城中心，今生再不相见，1600年的人生就此落幕。”

与拆城墙同时进行的是淮安周边名人、富人墓地也遭到有计划地盗挖，棺木被用于打家具，“朝珠扔一地”“夜明珠被扔进水沟”，今天的盗墓小说都不敢写的情节在那时却真实上演。

文渠和街巷格局维持古城最后的傲娇（来源：文史淮安网）

今天我们回过来再看这些都近似于看笑话，然而，时至今日，在古城保护方面我们是否做得已经足够好？我们是否还存在着以打造旅游的名义成片拆除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已经失去了古城墙的我们还需要警惕什么？我们要意识到，以文渠和棋盘式街巷分布为基石的淮安古城格局是这座古城的命根子。

对这座实实在在的千年古城，我们必须心存敬畏，我们只是它千年以来临时守护者，而不是它的主人。如果我们心存傲慢，就很容易陷入“淮安老城破破烂烂没什么有价值东西——大拆大建——确实没什么东西了——再拆再建”的恶性循环，而部分市民出于良知的呼吁反而成了近似迂腐的杂音。如此这般，本该宜静养、宜精雕细琢的淮安古城或许真的有彻底告别我们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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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祁宏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得者 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插图 | 张璞 祁宏 校对 | 徐爱明 卢顺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