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的编修过程，编纂四库全书本来为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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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不是发生在浙江嘛，雍正早就对浙江心怀不满了，他趁这个时机正好整肃浙江。

在曾静案爆发之前，浙江已在雍正四年因为科考舞弊案被停止乡试、会试一年。

在中国传统的科考功名社会中，停试一年是个很大的处罚，这一年浙江省的士子都没法参加科考，会积压很多人才。所以浙江各界对雍正选择吕留良案作为打击浙江士人的手段，比较敏感，大多敢怒不敢言。

这几年浙江出了好几件事儿，比如关于雍正继位的不同传说，最早传播的就是浙江人；两次科考舞弊案的主角也是浙江人。雍正早就对浙江心怀不满了，所以他也想借这个机会做一番整肃。

雍正整顿浙江的想法出来后，马上有人随声附和，上奏条陈、刊刻诗词，用来献媚。这次，雍正在浙江设立观风整俗使，目的在于去除其“浮薄嚣凌”的风气 。

张熙被任命为观风整俗使，到处以身说法，讲解雍正皇帝多么伟大高尚、一贯正确，自己怎么误解又怎么转变，怎么痛改前非等等。他摇身一变，反而成朝廷官员了。

借着几件轰动的大案，雍正很快成功地在士人心目中树立了一把检查自己作品的尺子，而不必等着官方来查禁或删改。而当地官员和士大夫不愿再生事端，“恐干圣怒，波及有司”，所以也都闭口不言了。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正当各个学馆都在学习《大义觉迷录》时，雍正在十三年（1735年）突然驾崩，他二十五岁的儿子乾隆继位。乾隆一改其父的政策，主张“宽严相济”，进而推翻了雍正时代的很多处置。

乾隆登上大位，马上就禁缴了《大义觉迷录》，他的理由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本书暴露了太多的宫廷丑闻。

乾隆在雍正死后三个月，就下令禁缴了其父编刻的《大义觉迷录》，并立刻下令把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

翰林院总裁在编纂雍正实录时，一心想为雍正塑造个较为理想的形象，但他发现《大义觉迷录》中的几道上谕暴露了太多的宫廷丑闻；雍正在与曾静辩论时，甚至像普通百姓一样指天起誓，或信口谩骂，确实有失皇帝的身份。雍正在位时，没人敢提出来；而在雍正驾崩之后，他们便乘编修实录的时机，提议查禁《大义觉迷录》。

对待异端邪说，雍正喜欢用公开辩解的方式来对付，但乾隆更相信“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这些都不如直接查禁来得痛快。对待吕留良的著作，雍正主张让它继续流传，以免后世的人因为好奇而到处寻觅，并命令大臣著书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而到乾隆当权时，他马上决定禁毁吕留良的所有著作。雍正时期禁书很少，但乾隆禁毁了三千余种，共六七万部书。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大义觉迷录》从“若有不知，从重治罪”，变成了要查禁上缴，许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乾隆即位时，清政府在中原已存在九十多年，社会上不再有明显的反清势力，乾隆觉得应该着力培养忠于清政府的意识。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下令编纂《贰臣传》，对满人刚入关时倚重的那些明朝降臣重新评估；后来他觉得不够过瘾，把降清后又反叛的，都收入到《逆臣传》中。比如乾隆最看不起的就是钱谦益，认为他不能再被称为人类。

乾隆还借此时机，开始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凡是有违碍字眼如“女真”“建州卫”“夷狄”字样的书籍都在删改之列。

乾隆的观点是，“一切利于当朝”，他要垄断对历史的解释。

在乾隆时期，禁毁书籍一般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没有避讳清朝皇帝的庙号、议论诽谤朝廷的；二、涉及清代前期史事的；三、反清志士的著作；四、怀念前朝、语含怨愤的；五、大节有亏的臣子的著作；六、对圣贤有议论、发泄不满的著作。

乾隆强调皇权的独断性与任意性，认为朝廷可以垄断知识与文化，他要订下一套衡量古今、行之千古的标准。他的做法是，一切都要以“本朝”为断——所有言论都要对当下的朝代有利，这才符合儒家的纲常名教，不管这个朝代是汉人还是异族所建立的。

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起初的目的是要实现与“佛藏”、“道藏”并立的“儒藏”，并没有文化禁制的目的。那些大臣们在了解皇帝的意图后，花样翻新、挖空心思地迎合圣意，形成一幕君臣共同完成的大戏，逐渐形成了“寓禁于征”的做法。

刚开始，一些大臣虽然呈缴了大量书籍，但并没有查觉到有违碍的内容，因而不断被乾隆问责。于是他们开始开动脑筋，比如河南督抚发明了一种办法，利用给每户人家发门牌的机会，逐家通知，收缴工作人员渗入到每一户家庭，近似于“逐户搜索”。

后来，又发展出两种查缴的新方法：第一种是要求每个读书人填写家中的藏书单，在科举考试报名时，登记造册，以备查阅。第二种是事前审阅，就是要求刻印书前，要经过事先审查，凡是准备刊印的书籍，都要先送上正、副二本，经审核后再把正本发给著述人，才能在坊刻刊印。

查缴的第一阶段，目标主要是经史子集，后来慢慢扩大到族谱和地方志。紧接着，是清查戏曲的剧本，对里面涉及到南宋、金朝、明朝初年的史事，凡有违碍字眼的，统统都在查禁之列。再后来是查乐谱，看里面的知识是否正确；甚至还查字画，看有没有不当题材，或其他不良暗示性的内容。

再往后，是查实物，比如碑文、门匾等，因为有很多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重修的碑刻，还有一些祠堂、门堡、隘口的门匾碑碣，凡是发现有违碍字眼，立即磨毁或改刻。

所以，这场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和确定的书单，而是在查缴过程中，不断透过想象、牵连，逐步形成了一张大网。

通过文字狱，让人人自危，这样朝廷就达到控制言论的目的。

就这样，文字狱变成了一顶官员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满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扣。乾隆虽然说过诬告者要反坐，但实际上反坐的例子几乎没有。因为被牵连的人常常会被发配伊犁流放、斩监候或斩立决，更厉害的甚至要凌迟，轻者是家破人亡，动辄是死罪，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心理紧张。

在这种氛围下，清代文献出现了一个自我删窜、自我禁抑的现象。删窜勾涂者的身份，可能是原作者，可能是刻书者，可能是编者，也可能是再版者，或者是作者的后代子孙，或者是藏书家，也可能是读者。

比如大家熟悉的《红楼梦》，就是因为其后四十回涉及到抄家的事，这显然有违碍之处，于是这后四十回在流传中就逐渐消失了。

在各种文献和戏剧中，把清兵入关后大肆屠杀的史实都改写成是流寇干的。比如在《桃花扇》中，清兵就改成了流寇；李渔的戏剧《巧团圆》中，把掠卖妇女的清兵也改写成李自成的军队。

专家们发现，很多明朝的遗民在诗文中，都有一套隐语系统，比如顾炎武的很多诗中，就以变支替代变夷，以愿州代替建州，以东支代替东夷，以冬虞代替东胡，以阳庚代替王城，以霁阳代替桂王，以梗锡代替永历等等。一旦了解这套隐语系统，顾炎武那些过去难以索解的诗文便意义显豁起来。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献流传、印刷方式与现代有很大不同，往往在书籍未雕版和印刷前，先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印刷时也并不一定要印整部书，常常是以单篇为单位来印行；雕版的往往不一定是书坊，而是家族或私人。由于印刷的灵活性很高，挖改也相当容易，所以成书后发现错字或需改动的地方，可以随时挖补。而且，很多书每次印刷往往只有几十部或上百部，流传范围很有限。

所以，书坊主在印书时就主动回避，有些书不再出版，比如文天祥的诗文集，从雍正到道光年间，有一百二十年没有刊印过。在刊刻他们认为有可能出问题的书时，书坊主也尽量用各种办法来乱人耳目，如不写上刻书年代和刻书者，不留下刻工姓名，或者作者不署真名，而是署一些奇怪的别称别号。

比如在刻印顾炎武的《日知录》时，书坊主对书中涉及到华夷之辨、春秋大义的，往往都直接删除，以至于后世竟不知道这本书还有这部分内容。

改书名或撕去封面也是常见的办法。当时的士人可能会在路上捡到一本没有头尾的书，即使通读了，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书名、那个人写的。

在民间，每个人也都在偷偷查核，遇到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轻者涂墨或挖空，重者付之一炬。很多犯忌讳的书根本没有广泛流通过，有些书甚至没有刊行过，而是以抄本的方式存在，这下都统统禁毁了。即使远在边疆的云南，士人们也都在暗地里删书。

其实，朝廷官方始终没有编印出一本完整的禁书目录，所以可以随时把握宽紧尺度，这样反而导致士人们的无限猜测、扩张，人人自危，经常自我焚毁书籍，官方从而达到了控制言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