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往往会先考虑自己的舒适感

在温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市），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一个人们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 内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馆兼面包店，那儿的顾客抱怨说，老板从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吃饭。

纳德拉老是在讨论社会问题，细数种种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义。和许多移民一样，他这个民主党人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热忱。他滔滔不绝地责骂大财团，还威胁说要起诉。最后，所有人都不愿和他说话了，除了他最小的儿子拉尔夫。

1938 年，拉尔夫· 纳德4 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庭上高谈阔论时，他听得如痴如醉。14 岁时，他每天必读《国会议事录》。在获得奖学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拉尔夫拒绝穿麂皮马裤或其他具有象征性的服装，还发起活动******向校园树木喷洒杀虫剂。他经常因看书太投入而被锁在图书馆，最后管理员直接给了他一把钥匙。他却谴责学校漠视学生的其他合法权利，这倒符合他的一贯风格。1955 年，拉尔夫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又进入了被他称作生产权势奴仆的“高价加工厂”：哈佛法学院。

拉尔夫的清教徒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他不读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电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两部；他讥笑戏剧、烟草、酒精、女孩和聚会。就读于哈佛期间，拉尔夫从不开车，但动机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对交通事故表现出兴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些关于汽车技术的研究后，他为《哈佛法学院报告》写了篇文章《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安全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毕生都在关注人身安全的问题，危险来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气管道、食品添加剂、受污染的肉类、污染、矿业、除草剂、携带病菌的禽类、不合格的私人疗养院和彩色电视机的辐射，但最大的威胁仍是汽车。他在哈特福德开了家私人法律事务所（这里迅速成为穷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贯彻更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

1964 年初，他到华盛顿进行游说，劳工部长助理丹尼尔· 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以日薪50 美元聘他为劳工部顾问。

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 里比科夫共事期间，纳德总结出一份要求加强汽车安全管制的长达200页的倡议书。他的首位专业秘密联系人是一位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曾向他指出雪佛兰科维尔系列的车翻车系数过高。1965 年11 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中，纳德说科维尔“是历史上最难操作的汽车之一”，并指责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在这种型号已投入市场4 年、卖出1 124 076 辆车后才有所行动。”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的总销量达45 万册。1966 年2 月10 日，拉尔夫因此作为汽车安全专业鉴定人加入了里比科夫委员会。3 周后，纳德以安插私人侦探、拨打威胁电话、利用女人勾引他为由控告通用汽车，受到举国关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员在宣誓后承认，自己接到上级指示“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让他不敢再捣乱……让他闭嘴。”纳德要求赔偿2 600 万美元，最终获得28 万美元。这笔钱和他的稿酬都用于汽车安全事务。当《全国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于当年夏天通过时，《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项重要法案得以通过，拉尔夫· 纳德功不可没……他一个人战胜了美国最强大的产业。”

纳德自认为是国家交通安全局的监督人员，随后他将目光转向肉类加工业，结果是他促成了1967 年通过的《健康肉类法案》。他扩大了攻击范围，原先只针对那些消费者的剥削者，现在还关注食品药品管理局、联合碳化工业、智囊团、不安全的卡车、纸浆与造纸厂、房产税、官僚、消费信贷、银行及超市。一位评论员说：“拉尔夫不是消费者守护人，他只是单纯地反对消费。”

和林肯· 斯蒂芬斯时期的丑闻揭发者最终被批评不同，纳德得到了保守选民的支持。他相信，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荡时期，在体制内部得进行改革。他是个线性思考者，拥护法律与产业秩序。股票经纪人为他提供赞助；波特女子高中为他提供志愿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个记者戏称其为“纳德骑士”），应选之人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名校毕业生，他们的名字就像普尔曼卧车车厢的名称，如洛厄尔· 道奇、威廉· 哈里森· 韦尔福德、鲁本· 罗伯逊三世、威廉· 霍华德· 塔夫脱四世。其中的爱德华· 考克斯还成了尼克松的乘龙快婿。

他的助手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大厦的狭小办公室里，办公桌是二手货，椅子是在义卖中购得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藤条箱，书柜由木板和砖头搭成。他们一周工作100 小时，只领着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动经费，但他们毫无怨言。纳德本人年收入20 万美元，而年开销仅5 000 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厦附近一间带家具的公寓，月租金为80 美元，他办公室的月租金是97 美元，不配秘书。人们送给他的公文包被他当作档案袋，而他的文件则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伴他四处闯荡。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烂不堪，鞋带残缺不全还乱作一团。他身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磨损的白衬衣，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

他身高1.93 米，留着黑色卷发，脸孔青春英俊，被《新闻周刊》比作“弗兰克· 卡普拉电影中吉米· 斯图尔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惊愕的花销是巨额电话费，因为所有行业里的志愿线人的电话费都由他买单。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演讲。他每周收到50 封演讲邀请函，每年接150 场，单场收费高达2 000 美元。他是继沃尔特· 鲁瑟之后最能说的演讲者，一场演讲1小时45 分钟从头讲到尾不间断。收尾时从不留花哨噱头，只是停止发言收拾东西走人。大学的听众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从不回头致谢。若有人找他给书签名，他短短一个字便将人家回绝：“不。”一个朋友说：“拉尔夫太怕被塑造成电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私生活。”

拉尔夫是一个无法理喻的顾客。点菜时他会问女服务员：“每个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吗？这是天然奶酪还是人造奶酪？你吃糖吗？吃？我跟你说，那东西完全无用，毫无营养价值。”在飞机上他则告诉空姐：“这飞机上你能引以为豪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一小袋坚果，其实都该去掉其中的盐分。”当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胆挤掉他的预订票时，他提起诉讼，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5 万美元，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因他错过航班没能听到他演讲的观众们。

罗伯特· 肯尼迪问他“这一切行为”是为哪般，拉尔夫答道：“我若是抗击虐待动物，没人会问一个字。”他说，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亚于工业革命的质量改革”，并拒绝所有使他分心的诱惑。尼古拉斯· 冯· 霍夫曼和戈尔· 维达尔建议他竞选总统，他却说：“我对公职没兴趣。美国最伟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动，政治也得被它牵着鼻子走。”

尽管拉尔夫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致力于公益事业，对社会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有时他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曾说：“我们总是失败，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降低失败的程度。”听众视他为表演者，为他掌声雷动，但他们很少有人参与其中，遵循这个榜样，听从他的建议，与他并肩作战。他们仍开着底特律产的大型汽车，吃加工食品，往脸上抹昂贵的化妆品，抽有毒的香烟。他曾哀伤地说道：“在两千年前的雅典，有个人大清早起床，满城游荡，思考关于自己与同胞福祉的问题。没人问他‘你和谁一道？’”70 年代的美国人不需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知道答案，只是不愿与他并肩作战。最令他痛心的是，尽管他们为他鼓掌欢呼，尽管他们总说支持他，在这个物质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们从未真正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本文选自《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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