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德尔菲神庙三条箴言：从雅典与耶路撒冷这本书中

19世纪是俄国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的特殊背景孕育了一大批具有俄国特色的宗教哲学家，这些人中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著名人物，这些人在其作品中展现了鲜明的宗教哲学观。

舍斯托夫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是体现其宗教哲学观的主要著作，舍斯托夫批判西方的理性哲学，颂扬追求上帝和《圣经》信仰的宗教哲学，这是一种对当时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叛，代表了当时很多俄国人的思想。

舍斯托夫批判西方社会对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以及现代社会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圣经》信仰，这是击败中世纪基督教历史中的“上帝”后，又人为地再立了一个“绝对者”。

舍斯托夫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是西方理性哲学与俄罗斯民族坚守的宗教传统之间的折射，但舍斯托夫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后，还是选择坚守俄罗斯民主的宗教传统，回归最初的宗教信仰中。

1.“被缚的巴门尼德”

《雅典与耶路撒冷》是舍斯托夫于1938年创作的作品，也是其人生最后一部作品。舍斯托夫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一书中严厉批判了古今哲学家对必然性的服从，批判的第一人就是巴门尼德。

舍斯托夫以“被缚的巴门尼德”为名展开了对必然性的批判，这一标题体现了舍斯托夫已经认识到巴门尼德服从必然性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是因“被缚”而作出的选择，但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则成为必然性的捍卫者和摇旗呐喊者，舍斯托夫的批评也因此更严厉。

巴门尼德生于公元前6世纪，是古希腊早期思想家之一。巴门尼德的主要思想是关于“存在”概念的学说，他对世界的存在、本原问题作出了理性化的论述，认为存在才是世界的本原；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是巴门尼德区分出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追求知识的道路。巴门尼德被认为是西方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开创者，而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实际奠定者，还有人将巴门尼德视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

“被缚的巴门尼德”是指被真理和必然性所压迫的巴门尼德，在被压迫的状态下，他被迫颂扬理性主义哲学的真理观念，服从必然性。“被缚的巴门尼德”并不单指巴门尼德个人，而是指被理性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所束缚的哲学家群体，这些哲学家在舍斯托夫看来不仅没有寻求突破这种压迫人的真理观，或者没有成功突破过，反而还将“被缚的巴门尼德”视为哲学家的典范，颂扬和赞美压迫人的真理观和必然性。

舍斯托夫在这一章的最后也为巴门尼德为代表的这一哲学家群体的解放指出了道路：即重归上帝和《圣经》信仰。他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理性和认识的彼岸，在强迫终止的地方，被缚的巴门尼德在加入了永恒存在者和永远命令（‘照我的意志’）者的奥秘之后，就会重新获得原初的自由，就不再作为被真理所迫的人讲话了，而是作为‘仿佛有权柄的人’讲话。”

2.探寻形而上学真理的源泉

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中，舍斯托夫的任务是探寻“形而上学真理的源泉”。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对以希腊哲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因其思辨性和理性而备受追捧，又因为理性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向人们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能力。

于是崇拜理性就成了人类最伟大的义务，许多哲学家也纷纷颂扬，舍斯托夫要批判的正是这些，他对理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批判理性所推崇的必然性上，尤其指出经验事实不能成为必然性的基础。

具体来说，舍斯托夫的论述是从理性推崇的“必然性”和依据理性知识得出的“真理”的压迫性质开始的，在它们的压迫下，人们只能服从。然而，在压迫之下，西方社会还存在一种“敢想敢为”的反抗精神，柏拉图就是舍斯托夫主要介绍的反抗者。

柏拉图以“精神视力”与死亡结交，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但没有成功；之后又说服了休谟，同样没有成功；但休谟的思想对康德产生了震动，结果康德没有沿着休谟的路走下去，反而断绝了反抗必然性的道路。

舍斯托夫还说到了黑格尔，黑格尔经过一番论证，还是无力地回到了强迫性真理的领域，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摇旗呐喊；斯宾诺莎亦是如此，在舍斯托夫看来，他甚至羞于向人们表达他在反抗必然性中所取得的一丁点儿成就；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亚里士多德和爱比克泰德，他们向必然性妥协并成为他的捍卫者。

面对这么多先哲的失败或不完全成功，舍斯托夫提出了反抗必然性的出路，即回归上帝和《圣经》信仰，这也被舍斯托夫视为形而上学真理的另一源泉。

舍斯托夫宣称，若要彻底摆脱理性对思维的桎梏，克服思辨哲学对生命的冷漠，就必须真正回到《圣经》，重新理解人堕落的圣经故事，从而走向“圣经哲学”，以信仰取代理性，以耶路撒冷取代雅典。

1.圣经哲学

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奠基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对必然性的顺从和理性自足思想，自足的理性在苏格拉底之后成为后来全部时代的哲学原则，哲学家不仅承认必然性，而且颂扬必然性。

舍斯托夫认为，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向人类展现了另一种思维的世界，在这个无恶的“至善”世界里，不是人必须服从理性和必然性统治，而是一切都为上帝所造，上帝倾听人的祈求，赋予人“创造”和“命令”的权力和真正自由，于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原则。

舍斯托夫从思想深处探寻人类生存的意义，拨开理性外衣，将人带到一个思维的、至善的世界中，为人寻找真正的自由。舍斯托夫认为在西方理性哲学的背景下，人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和信仰，缺乏一个真正安全的心灵归属，舍斯托夫和托尔斯泰，以及克尔凯郭尔等人都看到了理性主义的泛滥带来的后果，但舍斯托夫要跟进一步，为人类寻找到了一条离开理性哲学后的新的归属地——上帝和《圣经》信仰。

2.悲剧哲学

悲剧哲学是舍斯托夫宗教哲学观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人背离上帝而盲目崇尚理性的背景下提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舍斯托夫仍然坚持探寻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救赎问题。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与尼采的“摧毁一切传统信仰，重估一切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是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当人们遭遇困境和艰难时，就会发现传统的信仰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于是人们就会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进而出现绝望的心态，悲剧哲学由此产生。

人们会发现人的命运始终都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抛弃信仰，追寻理性思想，服从必然性。舍斯托夫则认为人们不应当用理性来面对现实困境，人类的悲剧源于初人丧失的自由，所以人应当寻求的是原初自由。

舍斯托夫反对必然性，希望人不要屈服于必然性这座冰冷的石墙，但同时也不要力图“以头撞墙”，而是要向世间发问，向必然性发问，向理性及其崇拜者发问，但舍斯托夫终其一生都在“以头撞墙”，并找到人类救赎的道路。

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思想与舍斯托夫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主张回归宗教，即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但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之路比较崎岖，他始终在信仰或不信仰之间徘徊，直到在探寻生命的意义这一哲学问题无果后，才彻底地回到了宗教。

而舍斯托夫却是一个东正教徒，他一生都在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追求《圣经》信仰和上帝，他批判希腊哲学，追求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人的拯救问题，真正的自由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至善”的世界。

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中，舍斯托夫追寻到了形而上学真理的真正源泉，即回到上帝和《圣经》信仰，这个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而非历史上基督教和教会口中的上帝。

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思想集中在“爱”中，而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观集中在“信仰”中，这两种思想最后殊途同归，都走向了东正教宗教传统。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基督与反基督也是从宗教出发，最后又回到了宗教。

1. 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
2.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
3. 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4. 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5. 王侬文：《舍斯托夫的生死问题与双重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