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家客厅长6米,宽4.8米,计划在地面铺地砖，王，平

一

在《金瓶梅词话)之前，长篇章回小说中也有不少巫卜描写，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就有多处写到星相、先兆、谶语等。这些巫卜方式主要为上层社会所重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是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

其功能则主要是强化小说的创作主旨，或突出人物的聪明才智。《三国志演义》[1]”中以“夜观星相”来预言政事及人物吉凶成为常见的方式，而且每言必中，从无差错。

第十四回有一大段关于曹魏代汉而有天下的预示，就采用了星相的方式。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看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

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

这一段议论主要是为了证明曹魏代汉乃是天意，尽管从道德情感上否定曹魏代汉，但天意不可违，于是作者通过巫[1]、似乎找到了一条摆脱历史与道德相悖的途径。

(三国志演义)有两处诸葛亮运用巫卜的描写。一是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一是第一百三回“五丈原诸葛禳星”。祭风和禳星都源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和天人感应观念。

诸葛亮祭风时称他学过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凤唤雨，然后筑了七星坛，分列了苍龙、玄武、白虎、朱雀等二十八宿四方之神，按六十四卦布了黄旗。他“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诸葛亮的这些做法与民间祭祀风神有关。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多把风神归于星辰，《尚书·洪范)曰：“星有好风。”

唐孔颖达传认为，这里“星”指“箕星”，又称“箕斗”、“斗宿”，为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共有星四颗，因其成簸箕形，故能“主簸扬，能致风气”[2]。

《尚书正义》

秦汉以来，祀风伯被纳入了国家祀典。《汉书·郊祀志)载，秦时“雍有二十八宿、风伯、雨师之属，百有余庙”。[3]

《唐会要》卷二二载：“天宝四载七月二十七日敕：风伯雨师，济时育物，并宜升人中祀。仍令诸郡各置一坛。[4]”

不过古代更多的是为免遭风灾而祭风神以止风，诸葛亮祭风则是为求得东南风。

诸葛亮禳星与民间星占风俗相关。小说首先写“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对姜维说道：“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

于是安排了祈禳北斗的仪式。星占术是古代占卜术的一种，据传轩辕氏就曾设星官。

《周礼·春官·宗伯》亦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力量，以观妖祥。[5]”

《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与光武帝刘秀同榻而卧，足加于帝腹，太史便急奏“客星犯御座”。[6]

这条记载与诸葛亮所观天象有相似之处。诸葛亮之所以祈禳北斗，是因为北斗之神专司寿天，北斗七星分掌诸生辰，人们只要敬奉本命辰之星，便可获得神佑。

诸葛亮在帐中分布七盏大灯，即象征北斗七星。内安本命灯一盏，即象征本命辰之星。因魏延将本命灯扑灭，遂使祈禳失败。

以上两处描写既突出了诸葛亮非同一般的聪明才智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有将其神化的一面。显然这些描写是为了烘托诸葛亮的形象，对巫卜术作了肯定性的描写。

《三国志演义》中许多人物将死之时都有凶兆预示，如第九回董卓自郿坞回京接受汉献帝禅让帝位，其九十余岁的老母说道：“吾近日肉颤心惊，恐非吉兆。

”董卓“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车，忽折一轮，卓下车乘马。又行不到十里，那马咆哮嘶喊，掣断辔头”。“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

这种种迹象都是不祥之兆，很快董卓便被吕布杀死，从而证明逆贼之亡乃是上天的旨意。不仅凶事会有先兆出现，吉祥之事同样如比。

第三十二回写道：“丕初生时，有云气一片，其色青紫，圆如车盖，覆于其室，终日不散。有望气者密谓操曰：‘此天子气也。令嗣贵不可言。”’后来曹丕果然称帝。

第五十三回关羽前取长沙，刘备和诸葛亮随后接应。“正行间，青旗倒卷，一鸦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刘备问：“此应何祸福？”诸葛亮袖占一课，曰：“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午时后便见分晓。”

果蛛很快便接到了关羽的捷报，已经拿下长沙郡，并得到黄忠、魏延两员大将。这些吉兆也充分证明了一切成败都在天意掌握之中。

梦兆在(三国志演义》中也多次出现，第三十八回吴太夫人病危时对周瑜、张昭说道：“长子策生时，吾梦月人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卜耘：，梦日月人怀者，其子大贵。’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

第六十三回刘备与庞统取雒城时，刘备对庞统说道：“吾夜梦一神人，手执铁棒击吾右臂，觉来扰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庞统求胜心切，不信此兆，结果死于落凤坡下。

这些征兆无一例外皆全部兑现，从而说明天人感应的事实。

谶语或童谣也带有前兆的意味，第九回董卓进长安后的当夜，听到有数十小儿于郊外作歌：“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暗示了董卓将遭不测。

第六十三回庞统未死之前，东南便有童谣云：“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送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遒屈时只有龙。”预示了庞统的不幸。

第八十回华歆等一班文武大臣劝献帝神位，以谶语为据：“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所谓“鬼在边，委相连”，即“魏”字。“言在东，午在西”，即“许”字。“两日并光上下移”，即“昌”字，意为魏将在许昌接受汉禅。

如果说星相、先兆是天意的表现，那么这些谶语则是人心的反映。天意、人心不可违抗，是贯穿《三国志演义》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

《三国志演义》

《水浒传》[7]中也有许多前兆和谶语的描写，第六十回晁盖带领众好汉去打曾头市，宋江与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

宋江、吴用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劝晁盖改日出军。但晁盖执意要去，果然不幸中箭身亡。

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龙虎山伏魔殿中的石碣碑后凿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洪太尉看后大喜，命众人将石板揭开，“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一谶语使梁山好汉的出现染上了神秘的天命色彩。

第五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送他四句偈言：“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预示了鲁智深后来的经历遭遇。

第三十九回蔡九知府收到蔡京家书，中有童谣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黄文炳解释说：“‘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这个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诗，明是天数。”

虽然是黄文炳有意陷害宋江，但这四句童谣也的确反映了实际情况。可以看出，这些谶语、童谣的作用也在于证明一切皆由天定。

二

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相比，《金瓶梅词话》[8]中的巫卜描写发生了很大变化，星相、先兆、谶语等明显减少，社会上流行的相术、占卜厌胜等方式则大量出现，其在小说中主要是完成叙事功能，而不再仅仅是证明一切皆为天意。

《金瓶梅》中的巫卜描写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抄引各种巫卜之书，这些抄引的内容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二是作者根据各种需要进行独创，更可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其特点是琐细详尽、真实自然，这既符合《金瓶梅词话》的整体风格，又显示了作者对运用这些巫卜描写以达到创作目的的重视。

关于第一种情形，陈东有先生曾撰文论述了第二十九回和第九十六回中的相术，认为：“《词话》如此照搬抄引相术材料，而这种抄引又是十分的内行，抄引的断语与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密切相吻合，进而必然地成为全书情节框架和人物性格命运的高度概括，令人难以相信作者会是：大名士’之流，倒是书会才人之辈，常与市民中三教九流相识，具这般本事，才会有此等独特而又俚俗的文心妙思。[9]”

巩聿信先生则指出：“《词话》中的数术描写有它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但这并不是说这类描写就已十分精当、完美无缺。

客观上说，这些描写还相当粗糙，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数术描写多抄自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数术资料，如相术断语多抄自《神异赋》《麻衣相心》《女人凶相歌》等，算命断语多抄自《子平真铨》《三命通会》《滴天髓原注》等，历忌之术多参照当时通行的历书及阴阳秘书，等等。

作者多是照抄照搬，保留原始状态，并没有进行精细的艺术加工使之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其明显的艺术缺陷是：对情节发展、人物刻画没什么作用的材料没有加以剔除，也一并搬进来，造成文字描写的冗长、臃肿。”[10]

《金瓶梅研究》第4辑

两位先生的观点显然有不尽一致之处。笔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在抄引相术断语时，巩聿信先生所指出的那些缺陷还不是十分明显。

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庆等人相面时，抄引的相术断语与小说的需要还是基本吻合的，对人物命运和结局的预示起到了重要作用，读者阅读时也会对这些断语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巩先生所指出的问题较多地表现在算命术方面，算命术即推八字，以求卦人的出生年月日时为四柱，每柱配上天干、地支各一字，共八个字，八字排出后，即根据八字之间五行生克等变化关系，推断吉凶祸福。

第十二回“潘金莲私仆受辱刘理星魇胜求财”，详细叙写了刘瞎子用八字为潘金莲算命的过程。潘金莲的八字是“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己丑时”，刘瞎子根据潘金莲的八字推断她“一生不得夫星济，子上有些妨碍”；

又说她：“子平虽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动了，只一重己土，官煞混杂。论来，男人煞重掌威权，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为人聪明机变，得入之宠。只有一件，今岁流年甲辰，岁运并并临，灾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绞，两位星辰打搅，虽不能伤，却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宁之状。”

这一推断中夹杂了一些推八字的术语，略有芜杂之嫌，但毕竟预示了潘金莲的命运。

第七十九回吴神仙为病人膏肓的西门庆推算流年吉凶说道：“白虎当头，丧门坐命，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

虽然抄了算命术的断语，但确实道出了西门庆必死无疑的结局。第九十一回孟玉楼要改嫁李衙内，请算命先生推算年命是否有妨碍。

算命先生推算说：“直到四十一岁才有—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贵荣华无比。”因孟玉楼比李衙内大了六岁，请算命先生改小几岁，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岁罢。……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合得着。”

通过算命先生的推算预示了孟玉 楼未来。这些应当说还是基本成功的。

相比之下，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西门庆推八字，第六十一回黄先生为李瓶儿算命，讲述了大量五行相克的道理，就有些过于琐碎了。巩聿信先生指出：

“就其断语来说，乍一看，行话满纸，但仔细分析，却非精当之论。尤其是断语与八字本身脱节之处甚多。

按命书讲，八字中日柱天干代表自己。第二十九回西门庆八字中，壬生酉月，干透辛金，为典型的正印格，但作者却断为伤官格，并引徐子平‘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官福转来’之语来验证伤官格为富贵之命。

这是作者为配合作为小说人物的西门庆的命运而引抄而来的相关断语，而非从所列西门庆八字中分析而得的结论。

断语中，大运排法亦明显错误。……由此可见，作者虽对那些浅俗流行的数术类型非常熟悉，但对那些艰深难懂、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类型并不甚精通。

作者主要是在根据小说描写的需要抄引数术断语，而不是也不能够从所引的八字、体相、卦象等出发作恰如其分的精当分析，也没能对其进行去粗取精的适当艺术加工。”

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断语与八字本身脱节，也不在于“不能够从所引的八字、体相、卦象等出发作恰如其分的精当分析”，因为作者的目的是借此完成小说的叙事，如果作者一字不动地抄引算命书，或不顾小说的实际需要而大讲特讲子平术，尽管讲得十分准确，但仍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赘笔。

同时也不能苛求作者完全抛开算命书的现成断语，独自再编创一套话语来满足小说创作的需要。

换句话说，作者能够将当时人们所熟知的算命术语巧妙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之中，十分难能可贵，关键在于对所使用的材料应有所取舍。

如第四十七回东京报恩寺僧人对苗天秀说：“员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气，主不出此年当有大灾。你有如此善缘与我，贫僧焉敢不预先说知。今后随其甚事，切无出境。戒之，戒之。”

这一段相面描写着墨不多，却预示了后面的情节进展，发挥了应有的叙事功能，这正是《金瓶梅词话》相面描写的成功之处。

影印本

三

如果说《金瓶梅词话》中的相术描写是以抄引相术断语为主，算命术描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在占卜描写中就基本上是根据小说的需要而进行的独创了。

“占卜”是影响人类最深刻的习俗之一，“占”即观察兆象，“卜”即用火灼甲骨取兆，据说早在伏羲、黄帝时已经流行。后来占卜术日渐繁杂，诸如蓍占、易占、占梦、占星、望气、签占、牌占、金钱卜、鬼卜、米卜等等不一而足。

《金瓶梅词话》多处写到了占卜，如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潘金莲将武大毒死之后，本以为西门庆很快就会将自己娶回家中。但西门庆却忙于娶孟玉楼，把潘金莲放在了一边。

潘金莲“盼不见西门庆来到，嘴谷都的骂了几句负心贼。无情无绪，闷闷不语，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

小说虽然没有交代相思卦的结果，但通过这一描写，已足可见出潘金莲思念西门庆的内心。

用绣鞋占卦是明清时期女子思念丈夫或情人时的一种占卜方式，《聊斋志异·凤阳士人》中吕湛恩注引《春闺秘戏》说：“夫外出，以所著履卜归，俯则否。名占鬼卦。[11]”

明代民歌《哎呀呀》也有以绣鞋占卦的内容。可见这是明清时期女子常用的占卦方式。

再如第四十六回“元夜******遇雪雨，妻妾笑，-龟儿卦”，这段描写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充分揭示吴月娘、盂玉楼、李瓶儿等人的不同性格，并暗示她们今后的命运。

为达此目的，作者不惜花费较多的笔墨，以至于这一回的字数明显地超出了其他各回。

书中所写龟卜方式，与古代烧灼龟甲以观兆象不同，而是“把灵龟一掷，转了一遭儿住了”，再看卦贴儿上画的图形以断休咎。不管何种方式，都与动物崇拜有关。

古人认为龟是长寿的动物，灵异通神。《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称：“龟者神异之介虫也，玄彩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三千岁尚在蓍丛之下，明吉凶，不偏不党，唯义是从。[12]”

据《周礼》等书记载，周代即设有专管六龟之属的官员，汉代以后，龟卜之事渐不为官府所办，至唐而泯灭。但从《金瓶梅诃话》可知，龟卜以另一种方式仍在民间流行。

卜龟儿卦的老婆子为吴月娘卜了个属龙的女命，然后说：

“这位当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为人一生有仁义，性格宽洪”心慈好善，看经布施，广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顶虹受气。

还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乐起来笑嘻嘻，恼将起来闹哄哄。别人睡到 日头半天还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转了，梅香洗铫铛，虽是一时风火性，转眼却无心，和人说也有，笑也有。只是这疾厄宫上看刑星，常沾些啾唧。亏你这心好，济过来了，往后有七十岁活哩。”

孟玉楼深知月娘最大的愿望就是生子，因此让老婆子算一下月娘命中是否有子。婆子道：“往后只好招个出家的儿子送老罢了，随你多少也存不的。”

这些话语完全出自老婆子之口，其中不乏对月娘的阿谀奉承，但正是这些话语揭示出了月娘给外人的假象。

如“看经布施，广行方便”，实际上月娘看经完全有着自己的功利性和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得子嗣。

所谓“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实际上是对月娘无法控制家庭局面的反讽。尤其是说月娘“只好招个出家的儿子送老”，明确地预示了后来的情节。

《金瓶梅》连环画

再看孟玉楼的卦帖儿更加符合其命运：“一个女人配着三个男人，头一个小帽商旅打扮，第二个穿红官人，第三个是秀才。也守着一库金银，左右侍从服侍。”

婆子道：“你为人温柔和气，好个性儿。你恼那个人也不知，显不出来。一生上人见喜，下钦敬，为夫主宠爱。只一件，你饶与人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顶缸受气，小人驳杂，饶吃了还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虽有小人也拱不动你。”不仅指出了孟玉楼的性格特征，而且暗示着孟玉楼后来再嫁。

李瓶儿的卦帖儿是：“上面画着一个娘子，三个官人，头一个官人穿红，第二个官人穿绿，第三个穿青。怀着个孩儿，守着一库金银财宝，旁边立着个青脸獠牙红发的鬼。”

婆子道：“这位奶奶，庚午辛末路旁土。一声令下荣华富贵，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贵人。为人心、地有仁义，金银财帛不计较，人吃了、转了他的，他喜欢；不吃他、不转他倒恼。只是吃了比肩不知的亏，凡事恩将仇报。”

这些都基本符合李瓶儿的性格特征，尤其是说李瓶儿“今年计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灾，仔细七八月不见哭声才好”，更是明白无误地预示了李瓶儿的结局。

除了相面术、算命术、占卜术之外，《金瓶梅词话》还有魇胜术、驱邪术、祭本命、查历忌、看风水等多处巫卜描写，这些描写拓展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细致自然。

第十二回潘金莲对刘瞎子的推算深信不疑，送给刘瞎子一两银子和两件首饰，求他用魇胜术“回背回背”。

魇胜术是一种巫术，以某种具有魔力的物品来趋吉避邪。刘瞎子让潘金莲“用柳木一块，刻两个男女人形，书着娘子与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起，上用红纱一片，蒙在男人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针钉其手，下用胶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头内。又朱砂书符一道烧灰，暗暗搅茶内。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头，不过三日，自然有验”。

刘瞎子还能够讲出一番道理：“用纱蒙眼，使夫主见你—似西施娇；用艾塞心，使他心爱到你；用针钉手，随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动手打你；用胶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里胡行。”潘金莲一一如法炮制，“过了一日两，两日三，私水如鱼，欢会异常”。

但这种效果只是暂时的，没有多久，西门庆就旧态复萌了。通过这些描写，生动地刻画了潘金莲的个性。

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情不断恶化，常常出现幻觉，西门庆请来五岳观潘道士为李瓶儿驱邪。潘道士焚符遣将，拘来当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结果李瓶儿是为宿世冤恩诉于阴曹，并非邪祟所致。这就说明官哥儿和李瓶儿之死都是花子虚的冤魂在作祟。

潘道士又为李瓶儿祭本命星，“到三更天气，建立灯坛完备。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坛，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华盖；周列十二宫辰；下首才是本命灯，共合二十七盏”。

“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发来，仗剑，口中念念有词。望天罡，取真黑，布步块，蹑瑶坛”。“大风吹过三次，忽一阵冷气来，把李瓶儿二十七盏本命灯尽皆刮灭”。

然后对西门庆说：“定数难逃，不能搭救了。”这番描写，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为李瓶儿之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李瓶儿死后，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渲染了西门庆家的热闹兴头，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先是请阴阳徐先生来“看时批书”，借所谓的《阴阳秘书》交代了李瓶儿的前生和来世。

李瓶儿前生是滨州王家的一位男子，因打死了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天亡，主生气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后耽搁至二十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终年享福，寿至四十二岁，得气而终”(第六十二回)。

道教有《阴阳正要三元备要百镇秘书》，云石居道人撰，今存清乾隆年间刻本，这里所说的《阴阳秘书》，或许即指此书。借助道教渲染了李瓶儿的悲剧命运。

紧接着西门庆又请韩画士为李瓶儿画像，吴月娘却说：“成精鼓捣，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又描起影来了。”潘金莲说得更为露骨：“那个是他的女儿，画下影，传下神，好替他磕头礼拜!到明日六个老婆死了，画六个影才好。”

李瓶儿刚死，王姑子便念《密多心经》《药师经》《解冤经》《楞严经》并《大悲中道神咒》，请引路王菩萨与他接引冥途。“首七”时，报恩寺十六众上僧做水陆道场，诵《法华经》，拜三昧水忏。“玉皇庙吴道官来上纸吊孝，就揽二七经”(第六十三回)。

不仅佛教各派经典杂陈，佛教、道教也不分彼此，将悲痛的丧事写得如此阔绰热闹，与后面西门庆之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瓶儿死后吴月娘和潘金莲为她穿衣服，潘金莲要给李瓶儿穿一双“大红遍地金高底鞋儿”，月娘说：“不好，倒没的穿到阴司里，教他跳火坑。”然后给瓶儿穿了双“紫罗遍地金高底鞋”。

潘金莲是从不信阴间地狱的，但吴月娘却十分相信地狱之说。

查历忌在《金瓶梅》中出现多次，有趣的是潘金莲成为看历忌的能手，其为情节服务、刻画人物的用意更为明显。

第三回王婆为帮助西门庆勾搭潘金莲，请潘金莲缝制送终衣服，让潘金莲查看历日。潘金莲看了之后说道：“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

但王婆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一把手取过历头来挂在墙上，便道：：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就是一点福星，何用选日。老身也曾央人看来，说明日是个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妇人道：‘归寿衣服，正用破日便好。”’

这次看忌日，成功地刻画了王婆老奸巨猾的性格。

再如第五十二回为官哥儿剃头看历日，潘金莲选了庚戌日，结果官哥儿被吓得怪声哭喊起来。

吴月娘发现潘金莲会看历日，便问她几时是壬子日。因为薛姑子嘱咐月娘要在壬子日吃药才能够怀孕。但当潘金莲问月娘为何要查壬子日时，她只是含糊其辞。通过这一次看历日，刻画了月娘阴冷的性格。

《水浒传》连环画

四

《金瓶梅词话》巫卜描写的上述特点及其所具有的文学功能，与明中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一定关系。

明代中叶懦学思想发生明显转变，陈献章以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本体论为基础，创造了以个体人生为世界主宰的本体观，成为明代心学思潮的肇始者。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发挥自我意识的作用，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

稍后的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艮提出了“尊身立本”的思想，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

不仅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的佛道等宗教观念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进一步互补融合。

例如著名僧人憨山德清用“真心一元论”来统摄儒佛道，认为“三教之学，皆防学者之心”（《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同样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古代小说表现形式的发展，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言”中的巫卜描写与(金瓶梅词话》便十分相似，如《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13]，王三巧思夫心切，请一卖卦先生占卜那瞎先生占成一卦，说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加十分财采。”

王三巧听了，欢天喜地，但“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

可见作者安排这位卖卦的瞎先生为王三巧占卜，目的不是宣扬其占卜灵验，而是以此为下面的情节作一铺垫，让王三巧与陈商相见。

再如(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苏云被徐能一伙强盗谋害未死，十九年后去寻找妻子，梦见在烈帝庙中拜祷求签，醒来后自己解签，与不幸遭遇一一相符，最后一句又暗示应去南京御史衙门告状，结果与妻儿得以重逢，求签、解梦为情节进展作了巧妙的铺垫。

由此可以见出，《金瓶梅词话》在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这一切既决定于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

简而言之，宗教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使巫卜不再那么神秘和可信，小说家也就可以根据创作的需要而随意使用了。

本文作者 王平 教 授

注 释：

[1]本文所引《三国志演义》原文，均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删年贩。

[3]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4]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周礼·春官宗伯·保章氏》，《十三经》全文标点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6]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7]本文所引《水浒传》原文，均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8]本文所引《金瓶梅词话》，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9]陈东有：《金瓶梅词话相面断语考辨》，载《金瓶梅研究》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杜，1993年版，第132页。

[10]巩聿信：(论金瓶梅中的数术文化描写)，载《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11]任笃行整理：《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风阳士人〉》，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75页。

[12]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本文所引《三言》原文，均据齐鲁书社1993年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